。

    我们第一次说话时，他十八岁。我刚结束一线队训练，肩膀还戴着护具。他看了我的比赛，直接告诉我，如果自己是对方前锋，一定会使劲踢我的右侧。我不喜欢这句话，也不喜欢他一眼便看出我的身体不对劲。他还问，队医是否知道我晚上也会疼；又说，如果他是替补门将，会希望主力如实说明情况，不要等到一门已经无法继续时才让他突然热身。我让他不要好奇。

    第二天，我却把一份对手资料放进了他的柜子。

    那不是道歉，当然不是。当时的我还没有学会那么快地道歉。我只是觉得他值得我认真对待。又或者，按照我年轻时最爱的那个说法——“邪眼已经预见”。

    肩伤是我职业生涯里最不愿意回忆的部分，大概没有之一。当然不是因为它几乎贯穿了我后半段的职业生涯，而是因为我在那段时间里表现得很不诚实。我没有说过完整的谎，我只是不断说一部分真话，很少的一部分。

    队医问训练以后疼不疼，我说有一点。“有一点”是真的，但我没有说自己有时会在夜里醒来。医生问能不能完成训练，我说可以。“可以”也是真的，我没有说连续扑救以后，手臂需要多久才能恢复。

    我把每一句回答都控制在“没有撒谎”的范围里，这大概是我职业生涯里做过最糟糕的判断。

    当时的我真的不认为自己不诚实。我只是以为队友已经习惯相信我，所以我必须继续站在球门前；我只是以为自己愿意承担受伤的风险，所以我的“责任感”会理所当然地得到所有人的尊重——直到肩膀在比赛里突然失去力量，我被迫离场，大家才知道我隐瞒了多少，又隐瞒了多久。

    队友对我说，他们可以保护一个受伤的门将、可以多跑一步、可以接受我休息，却不可以保护一个不肯说实话的人。教练问我，我守的究竟是球门，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暗黑帝王。

    我当时没有回答，因为答案很难看：我守的是自己的位置。

    我喜欢球门，却也有害怕的门。小时候，我很害怕旋转门。我做过一个梦：妈妈已经走进门里，我却被留在外面，门越转越快，我怎么也追不上。所以，肩膀受伤的那段时间里，我真正害怕的其实是国家队名单上少掉自己的名字，是一次休息变成下一次休息、再变成永远不被征召。我见过太多门将养好伤以后，球门里已经有了别人。

    所以我告诉自己，沙尔克04需要我，德国队也需要我。这样说听起来很“酷”，比“我害怕被换掉”好听得多。所以我做了最不负责任的事，拿走了教练、队医和队友判断风险所需的真相，还要求他们必须相信我。

    那次以后，我才真正理解：信任不是别人默认我永远能够扑到球。信任，是我必须把自己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全部告诉他们。

    坦诚并不会让我变得弱小。这个道理曼努比他们更早提醒过我，只是我当时没有听。

    2008年，我因手指骨裂缺席对波尔图的欧冠比赛，曼努代替我上场，然后他在点球大战里扑出了两粒点球。

    那天我坐在场边，看见他用自己的方式面对罚球者，也看见他在加时赛最后仍然敢于离开门线。我又一次很清楚地意识到，有些动作不能简单地用我的“正确”与“错误”来衡量。他不是在模仿我。他正在成为另一种门将，崭新的、勇敢的。借用后来大家的评价，“开创的”“跨时代的”，或许更合适。

    我为他骄傲。这句话不是后来补上的。当时我便对记者这样说过。

    我也感到了威胁。这句话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的。

    那几年，我们在俱乐部不断轮换。谁坐替补席，谁就把整理好的资料放进另一个人的柜子；谁犯了错误，第二天的录像室里一定会多一把椅子。我们当然也会嫉妒彼此。他踢出一场好比赛，我回家以后会把录像多看几遍；我连续零封，他下一次出场便会更冷静大胆。

    我从来没有希望他失误，也没有因为嫉妒而讨厌他。可当我看着他的光芒一天比一天更亮、照得更远时，也确实想过，如果他晚出生几年会怎么样。

    这种念头不体面，非常不，所以很适合在自传里被删掉。写自传的人已经知道结局，只要稍微调整语言的措辞，就能把过去的自己写得从容、宽容，而且很有远见。

    我不准备这样做。

    2010年，曼努告诉我他要转会拜仁。他在转会消息正式公布前两天才告诉我，严重违反了我制定的通知制度。我知道他为什么想走，也知道拜仁的比赛方式很适合他，我并没有因为他想去更大的舞台而生气，我很替他开心。

    俱乐部里的竞争结束了，国家队里的竞争却没有。我们开始轮换。有时我首发，他坐在场边，下一场位置完全反过来。我会在替补席上记录他的每一次出击，开场不到十五分钟便写满半页，然后在赛后只告诉他“还可以”。

    夸奖藏在笔记里，我知道他会认真看，所以这不算打压。而且，他听到这个评价的表情会很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