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开年, 乍暖还寒，北京城里飘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儿。
那年二月，国足在天河体育场逼平了五星巴西, 零比零的比分从电视新闻里传开, 成了开年最新鲜的一件稀罕事。
也就在那个下午，许岁眠被父母领着, 第一次踏进西郊大院，去新单位的领导家拜码头。
那是一栋苏式风格的红砖小楼，外墙上还挂着去年留下的干枯藤蔓。走进门，一眼就看到客厅里的军绿色沙发，靠背上搭着条米白色蕾丝巾，玻璃茶几底下压着方绲金边的绒布。
触目可及的亮亮堂堂。墙上还挂着的毛｜主席视察工作的相框，一切浸在午后的光线里, 透着一股沉静的严肃。
许岁眠安静地坐在沙发边缘，手指拘谨搭在膝头，听着大人们说着些她半懂不懂的场面话。
直到话音被一声巨响撞得粉碎, “没输！平了！牛逼！”
木质楼梯被踩得咚咚响，一个身影炮弹似的砸进客厅。
男孩顶着一头乱毛, 浑身上下只穿了条蜡笔小新图案的印花裤衩, 小新的大象鼻子恰逢其会地翘着，汗涔涔的小身板在日光灯下泛着油光。
满客厅西装革履的大人们一时竟没人出声。也不知是谁先憋不住, “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紧跟着一片哄堂大笑。谢卓宁这才后知后觉地臊了, 耳根通红地骂了句：“操……”
“小兔崽子, 没规没矩！”端坐主位的谢老爷子举起手指点着他，看似斥责，眼角笑意却藏不住。一旁的姜蓉赶忙起身, 笑着把小祖宗往自己身边拽：“赶紧给我回来，别在这儿丢人了。”
那时的姜姨还没离婚，眉眼总是弯弯的，温柔地发光。
许岁眠低下头，悄悄把嘴角那点笑意抿了回去。
很多年后她再回想，才明白那日喧嚣午后，穿透了厚重窗帘的阳光碎片，和那个穿着滑稽短裤出现在大家面前，莽撞又鲜活的少年，大概是谢卓宁人生中最快活的一段时光-
就这样，许岁眠和谢卓宁成了这偌大院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只不过一个住的是带小院和卫兵站岗的二层苏式小楼，一个住的是走廊里堆满白菜冬储，常年飘着饭菜油烟味儿的筒子楼。
那年许明远刚满四十八，部队转业后凭着过硬的技术背景和对口政策，安置进了隶属京区某部下面的一家核心国防科研单位，任了副职。
大院自有其森严的等级和规矩。像许家这样的新来的，又是技术干部出身，能分到筒子楼里一套两居室，已是组织上考虑到他服役时参与过重大涉密项目的一种照顾。要知道，多数同级别转业干部还在排队等老楼周转房。
至于家属区里那些独门独栋的二层小楼，那是首长们的待遇，得熬资历，或者有更大的功勋。
拜访谢老爷子，是搬进来后的规矩。那天许明远特意换上了旧军装，神情肃穆。许岁眠跟在父母身后，从喧闹的筒子楼区走向静谧得只剩风声的小楼区，隔着一排光秃秃的白杨树，却像隔着一整个世界。
那时的她也不曾料到，这道界限，会因她和那个穿蜡笔小新裤衩的少年将变得不再分明-
许岁眠就这么转学到了北京。那是零三年的春天，她刚满九岁，读小学三年级。对于父母口中调进北京单位的重大意义她毫无知觉，只模糊觉得这大概又是一次短暂的停留，毕竟她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转学了，小小的心里对稳定二字早已失了概念。
子弟学校的教室里，讲台上的小姑娘站得安静。底下坐着的全是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一口京片子自成一片天地，眼神里透着打量和机灵。
“我叫许岁眠。”她声音细细软软，隐约带着点南方口音，“从四川来。”
老师温和地引导着多问了几句，她也只是问一句答一句，多一个字都没有。那股子与年龄不符的静气，让她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的“拽”。
很多年后谢卓宁跟她掰扯，说她小学刚来时那自我介绍就叫一个目中无人。许岁眠根本想不起。那不是故意，纯粹是转学太多次养出的情感迟钝和自我保护的疏离。
但谢卓宁认定了。更何况，她一进门他就认出来了——这不就是前阵子撞见他只穿蜡笔小新裤衩英姿的那小妞儿？
谢小爷是什么人？在这儿大院儿、在学校里，从来都是横着走的主。哪儿栽过这种面儿？偏偏这糗事被她撞个正着。
心里那点别扭和较劲就这么埋下了。
听她自我介绍时，他咬着后槽牙，眯着眼靠在最后一排，椅腿翘起，一下下晃悠着，模样做得十足。恰巧他旁边有个空位，老师便顺手将许岁眠安排在了他旁边。
许岁眠哦了一声，背着洗得有些发白的浅蓝色小书包走下来。那天她穿着白衬衫，带蕾丝边的小红裙，黑色搭扣皮鞋，头发扎成两个小辫，垂着眼，走到座位前看都没看他，只吐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