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不起他们。“杨铁的声音低下去了，低到像在跟自己说话。“我是队正。我带他们去的。我回来了。他们没回来。“
杨旷看着他。
老兵的背驼了。头发白了一半，不是花白的白，是从鬓角开始一缕一缕变白的那种，像冬天枯了半边的草。脸上的皱纹很深，不是老出来的皱纹——是苦出来的，愁出来的，哭出来的，每一道皱纹都是一条哭过的痕迹。火光照在他脸上，把每一条沟壑都照得清清楚楚，像一幅被刻在石头上的浮雕，刻完了又被风雨磨了，磨得模糊了，但轮廓还在。
他前世见过很多这样的人。
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身上带着伤——看得见的伤好治，断手断脚的，缝上了接上了，长了疤了，就算好了。看不见的伤更重。压在心里。一辈子都好不了。
前世部队里有个老兵，姓赵，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退下来之后在营区门口看大门。每天坐在那儿，晒太阳，不说话。有人问他当年的事，他就笑——笑着笑着就哭了。哭完了擦擦脸，又笑。旁人说他脑子有问题。杨旷知道他脑子没问题。他的脑子太清楚了——清楚到每一天都记得，每一个名字都记得，每一张脸都记得。他不是被战争打坏了，是被记忆压垮了。他记得所有人怎么死的，记得在哪个山头，哪棵树下面，几点几分，子弹从哪个方向来的。他记得太清楚了。清楚就是他的病。
杨铁也是这种人。
他记得萨水。记得两百人出发，记得水涨的时候人在水里扑腾，记得他想伸手拉但拉不到。他记得每一个人的脸，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死的时候的样子。这些记忆像钉子一样钉在他脑子里，拔不出来，也压不下去。白天他还能用“队正“的壳子盖住，到了晚上——壳卸了，钉子就冒出来了。
杨旷伸手拿起一个酒坛子，倒了一碗。端起来，递到杨铁面前。
“喝。“
杨铁抬头看他。
火光里。陌生人的脸。普通，不好看也不难看，但眼睛很亮，很深。不是那种聪明人刻意显得深的亮，是真的深——像见过很多事，见过很多人，见过来来去去的生死，但没有被这些东西泡冷。那种亮是暖的。
他接过酒碗。没喝。
“你是谁？“他又问了一遍。第三次了。
“路人。“
“路人不会给我递酒。“
“路过的。听见你说话。觉得你不容易。“
杨铁看了他很久。火光在他脸上跳，明明灭灭，像在翻一本书——翻了又翻，找不到要找的那一页。
然后他端起酒碗，又灌了一口。
“不容易。“他笑了一声。笑得很难看，嘴角往上扯了，但眼睛往下坠，整张脸拧成了一个不对的形状。“谁容易？三十万人——谁容易？“
他把酒碗放下。碗底磕在泥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我晚上睡不着。“他说。声音开始变得不稳了，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在颤。“一闭眼就看见他们。看见他们在水里扑腾。看见他们中箭的样子——有的箭在脖子上，有的在肚子上，有的在脸上。有一个——我记得——一个小伙子，十八岁，叫什么来着——“
他突然停了。嘴张着，眼睛瞪着，像在记忆里翻找什么。
“叫什么来着。“他重复了一遍。声音急了。“我记得他的脸。我记得他笑的样子。他叫我队正——他叫队正的时候——“
他说不下去了。
不是忘了。是记得太清了。记得脸，记得笑容，记得他叫“队正“的声音，但名字——名字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他越急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越急。他的手在膝盖上攥紧了，指节发白，断指的截面通红。
杨旷认得这种症状。前世在战地心理干预课上，教员讲过——创伤后应激反应，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记忆碎片化。 trautic event 会把记忆打散，像打碎一面镜子，每一块碎片都清晰无比，但拼不回完整的画面。杨铁记得那个十八岁士兵的脸、笑容、叫他队正的声音，但名字是一块缺了的碎片。不是忘了。是脑子把名字藏起来了，因为名字太重了，跟那个人的死绑在一起，拿出来就会崩溃。脑子在保护他。
但保护不了多久。
“我想不起来了。“杨铁的声音抖了。“我想不起他的名字。我记得他怎么死的。我记得他叫我队正。但我想不起他叫什么——“
他的手攥得更紧了。
“我救不了他们。“他说。“他妈的，我救不了。“
杨旷没说话。
他只是坐着。陪着。
前世他带的兵里，有一个新兵。姓林，十九岁。第一次上战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班长被炸死——班长推了他一把，他滚出去两米，班长没来得及跑。弹片从腰部以上切进去的。人没立刻死，倒在地上，嘴里还在叫新兵的名字——“小林，跑，别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