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铁的表情变了。
他听懂了。这不是斥候。这是细作。皇帝的细作。
杨旷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杨铁在想什么。在隋朝，细作不是什么光彩的身份——那是暗地里做的事，见不得光的事。但杨旷不在乎光彩不光彩。情报工作从来不光彩。前世在部队里，情报战线的人连军装都不穿，连名字都是假的。但他们是打赢战争的人——在枪响之前，他们已经把战争赢了一半。
“怕吗？“杨旷问。
杨铁没说话。但他的腰挺得更直了。一截断指微微发颤，那是旧伤的遗症，不是怕。
“怕就别来。“杨旷说。“这差事比上阵危险。上阵敌人在对面，你知道刀从哪个方向来。这差事——敌人在你旁边。你不知道谁是敌人。你走在街上，卖馒头的、挑担子的、蹲在墙根晒太阳的——都可能是眼睛。他们看你，你看他们。你分不清。“
“末卒不怕。“杨铁说。声音还是哑的，像砂纸磨木头。但稳。
“为什么？“
“萨水的时候，末卒什么都不知道。跟着往前冲。冲过去——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倒。“他的声音顿了一下，喉结上下滚了一次，像在咽什么东西——不是口水，是更硬的东西。“末卒不想再做糊涂鬼。“
杨旷看着他。
这个老兵。四十多岁，缺了半根手指，当了二十多年兵，从萨水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他不是不怕死——他怕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死。萨水的三十万人，死得不明不白。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过河，不知道对岸有什么，不知道水什么时候涨，不知道谁是主将谁是替死鬼。他们像一群被蒙上眼睛的羊，被赶进了屠宰场。
杨铁不想再做这种羊了。所以他站了出来。
“好。“杨旷说。又是一个字。但这个字里有重量。
他从腰间解下一块令牌。铜的，不大，比拇指大一圈。一面刻着一个字——“杨“。另一面是光的，什么都没有。光面是留给他自己以后刻字的——但现在不需要。一块“杨“字令牌已经够了。在长安城里，这块牌意味着皇帝本人。没人敢拦。没人敢问。
“拿着。“他递给杨铁。杨铁接过令牌的时候，手是粗的——满手的茧，像砂纸。令牌在他手里显得小，小得像一颗石子掉进了一个粗糙的掌心。
“凭这块牌，你们可以进出长安所有城门。可以去任何地方。没人敢拦你们。“
杨铁点头。
“但有一条规矩。“杨旷的声音沉了下去。不是压低，是变沉——像一块石头沉进水里，水面看不出什么，但水底重了。“只看。不说。不插手。不暴露。看完了——回来告诉朕。“
“末卒记住了。“
“还有。“杨旷看着他的眼睛。杨铁的眼睛在早晨的光里是浑浊的，像一潭搅过了的泥水。但浑浊底下有东西——硬的、沉的、不晃的。杨旷见过这种眼睛。在战场上，在老兵脸上。那种已经把该怕的都怕完了、该流的都流完了、剩下的只有一种干硬的执念的人才有这种眼睛。
“你们的命——比情报值钱。“杨旷说。“能活着回来，比什么都重要。情报没了可以再查。人没了就没了。“
杨铁愣住了。
他当了二十多年兵。从军户到正卒，从正卒到队正，从队正到伍长。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将军——从来没有一个皇帝——跟他说过“你的命比任务重要“。从来没有。在所有将军眼里，兵就是耗材。用完了就扔。萨水三十万人，不就是被当耗材用完扔掉的吗？谁在乎过一个兵的命？谁说过“你的命比情报值钱“？
杨铁的喉结动了一下。想说什么，没说出来。嘴张了张，合上了。他的断指在颤抖——这次不是旧伤的遗症。是别的。
杨旷没等他说。他转过身，面对十五个人。
“去吧。“他说。“今天就开始。先从长安城的粮铺查起。一家一家查。什么粮，什么价，粮从哪来的，掌柜是谁，跟谁有关系，铺子的东家是谁，东家的东家是谁。查清楚了，回来报我。“
“是。“
十五个人散了。
杨旷站在原地，看着他们走。杨铁走在最前面，背挺得直——不是那种刻意的直，是从骨头里长出来的直。像一把终于被人从鞘里拔出来的刀，锈是锈了点，但刃还在。跟在他后面的十四个人，高低不一，胖瘦不一，老少不一，走起来的步子也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眼睛都在扫。走过营门的时候扫了一眼门框，走过伙房的时候扫了一眼烟囱，走过一个蹲着刷牙的兵身边时扫了一眼他手里的柳树枝。
种子已经种下了。
杨旷身后的亲兵上前一步。“陛下。“其中一个低声说。“十五个人——会不会太少了？“
“不少。“杨旷说。“种子不需要多。给他们三个月，能翻十倍。“
亲兵不太信。但没再问。杨林说过——陛下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