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旷掀开车帘的时候，第一口空气灌进肺里，差点让他干呕。
不是臭——是混合了太多东西的浊。马粪、烂泥、腐肉、烧焦的木头、汗馊味、血腥气，全搅在一起，被雨后的湿气压在地面上一尺厚。他闻过这个味道。在中东撤侨的路上，经过一个被炸毁的村庄，就是这个味——活人和死人混在一起发酵的味道。
但那时候他戴着防毒面罩。现在没有。
杨旷扶着车辕跳下銮驾。这是他第一次踩在隋朝的地面上。靴子陷进泥里，泥没过了脚面，凉得他脚趾发麻。
杨广的身体比他自己的重。四十三岁的骨架，久不运动，膝盖发僵。但他稳住了——前世站惯了军姿，重心压低，腰沉住，外八步踩实，在泥里站稳不晃。
几个太监看见皇帝下车，吓得扑通跪了一片。
“备马。“
太监们面面相觑。陛下的銮驾——乘车——不坐了？
“备马！“杨广的声音从喉咙里逼出来，低而重。
一匹马被牵过来。枣红色的，膘还在，是杨广的御马。杨旷抓住马鞍，翻身上马。杨广的身体记得骑术——这具身体骑过无数次马，肌肉记忆刻在骨头里。但杨旷的脑子不习惯这个视角，高了一截，视野陡然打开，五感像被调了音量旋钮。
然后他看见了这支“军队“。
官道上蜿蜒着一条长龙，从他脚下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但那不是军队，是一条溃烂的蛇。
旗帜拖在泥里，没人扛。铠甲丢在路边，没人捡——太重了，跑路的人嫌它碍事。伤兵靠在车轮旁边坐着，伤口上爬着蝇子，没人替他们上药。一辆辎重车歪在路中央，车轴断了，拉车的骡子死了，肚子已经胀起来。没人移开它，后面的人绕着走。
杨旷看见一个兵，十七八岁，脸上还带着没褪干净的少年稚气，坐在泥里，怀里抱着一杆断枪，像抱着一个娃娃。他在发抖，不是因为冷。
杨旷又看见一个老兵，四十来岁，腿上缠着破布渗着血，正在从死去的战马身上割肉。割下来一块，看了看，塞进嘴里生嚼。
这不是军队。这是逃难。
杨旷前世带过兵。一个营满编五百人，从建制到装备到后勤到医疗到通讯，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管、有人盯、有标准。战场上一个兵负了伤，从止血带到担架到野战医院到后送，最快二十分钟能上手术台。营里有军医，连里有卫生员，班里有急救包。每个兵的背囊里都有一份单兵口粮——压缩饼干、牛肉罐头、速溶咖啡，热量够撑四十八小时。
眼前这支部队呢？
没有军医。没有担架。没有急救包。没有口粮。一个腿上流着血的兵，唯一的处理是缠了一条破布，坐在泥里等。等什么？等伤口感染，等发烧，等死。
在前世，一个连长如果让自己的兵负伤后没人管，军事法庭会扒掉他的肩章。在这里，没人觉得不对。这就是规矩。这个时代的规矩。杨广的记忆告诉他，萨水之战前，三十万大军的后勤保障就是“走到哪吃到哪“。没有补给线，没有野战医院，没有伤员后送体系。士兵是消耗品，用完就丢。
杨旷学过的第一条军规是：“你带出去多少人，就带回来多少人。“
杨广带出去一百一十三万，带回来两千七百。这个数字放到任何一个时代的军事法庭上，够枪毙十次。但杨广不用上法庭——他是天子。天子的败仗叫“天意“，不叫“罪“。
杨旷握缰的手攥紧了。指节发白，和昨晚陈丽华攥衣角的姿势一模一样。
他在心里骂了一句：他妈的。三十万人的大军，打成这副模样。萨水一仗，不只是败了，是把脊梁骨打断了。
然后他听见了那声叫。
女人的。尖利，短促，像被一只手掐断了的尖叫。从路边两三百步外的一处村落传来。
杨旷的脖子本能地转向那个方向。受过训练的人不会忽视尖叫的方位角——左前方，两百步，村口那片矮树丛后面。
他又听见了。笑。男人的笑，粗野，带着酒气。还有砸东西的声音。
杨广的记忆告诉他：行军路上，溃兵劫掠沿途村落，是常事。杨广从不管。杨广管的是“朕的銮驾到哪了““今晚行宫准备好了没有“。溃兵抢几个村民，关他什么事？
杨旷拨马就走。
身后太监和侍卫乱成一团，有人喊“陛下——陛下您去哪儿——“他没回头。两三百步的距离，枣红马几个呼吸就到了。
村口。五六个兵痞围着一间土坯房。门被踹开了，鸡在泥地里乱跑。两个兵在搬粮袋，一个在翻东西，还有两个——
杨旷看见了。一个女人被按在地上，衣服撕了半边，脸上全是泥和血。她不叫了，眼睛是空的，像一具还活着的尸体。
杨旷的脑子里什么东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