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组长在一五计划期间就跟苏联专家搞过一代机，电路摸过，程序写过，焊枪拿过。老邵在列宁格勒待了四年，磁芯存储器从头到尾跟了一轮。
吴启年是剑桥回来的，逻辑设计那块，国内找不出几个比他更扎实的。
这些人缺的不是能力，是方向。
方向一旦定下来，不用推，自己就往前走了。
陈卫东把早上的时间压在半个钟头以内。交代完任务，答完前一天攒下的疑难，他拎着公文包就走。
不是偷懒。
元件这道关口，真要卡住，能把整个进度拖死。
全国能做锗合金高频晶体管的厂子就那么两三家，成品出来，良品率撑死三成。
买一百只管子，合格的就三十只。
剩下的七十只不是全彻底坏掉，而是放大倍数跑偏，穿透电流太大，或者结温一高就往下掉参数。丢了可惜，用在核心逻辑板上又是隐患。
筛选标准划在什么位置，测试流程怎么排，参数稍差的能不能降级放到继电器驱动板上去顶一阵。
这些账不是靠算盘和纸笔能在屋里憋出来的，得去车间摸底，看炉温控制，拿不同批号的测试报告逐张比对。
下午回部里，他分出一半工夫批公文，另一半工夫全留给了电子厂送来的原始测试记录。
桌上摊着红蓝两色铅笔。
他在横轴穿透电流、纵轴特征频率的坐标纸上划出两条红线。
红线以内，性能最稳的两成管子，挑出来给运算器的高速加法器；红线外面、蓝线以内的三成半，塞给外围译码和门控；蓝线外头那些放大倍数太散的，改走稳压电源和指示回路。
这么一分，原来只能扔掉的废料里，硬给抠出来四成可用件。整机算下来，少说能省下三千只晶体管。
腾出的配额，足够所里多搭两块备用插件箱。
第七天晚上，付工照例巡楼锁门，走到二楼东头，见计算室的门缝底下还漏着光。
他推门看进去。
冯组长趴在长条木桌上，面前摊着两张拼接起来的坐标纸，铝制计算尺横压在右上角。老邵和那个问过秘书的年轻技术员各占了桌子一边，低头写算，连门轴响都没人抬头。
“几点了，老冯？”付工问。
“没看表。”
“差十分钟九点。”
“哦。”
冯组长手里的铅笔没停，在草稿纸上飞快点算。
付工迈过门槛，走到桌沿边上。桌上铺的是二代机运算器的进位链时序图。冯组长在上头扎了十几个红蓝铅笔点，每个点后头跟着实测延迟和理论计算两组数字，对得密密麻麻。
“陈委员给你压指标了？”
“没有。”
“那你们不回宿舍，耗在这儿图什么？”
“想在明早前把这串时延轧平。”冯组长擦了下鼻尖上的铅灰，“他明天早上八点准进门，我不想拿个半截子东西让他等。”
老邵翻过一页发脆的油印表格，接了一句：“上回进位延迟差了四毫微秒，他说电路级数没算准。今天重排了一遍，总得看看到底差在哪儿。”
年轻人抬头揉揉眼角：“付工，暖壶里还有热水没有？”
“早凉透了。”
“凉的也倒一碗，嘴里发苦。”
付工把空暖壶拎走，走到开水房，又折回来，手里端着个磕了瓷的茶缸，搁在年轻人手边。
三人全陷在数堆里，计算尺推拉的滑块摩擦声隔几秒响一下。
所里没有安排夜班。
不光没安排，行政科前阵子还下了白头通告，要求全所节约用电。
全国工业用电吃紧，京津唐电网负荷常年压在顶格线上，指标先紧着几大钢厂和军工总装线。
科研所的电度是按月卡死定额的，大型电子管计算机通电得打专门报告，平时夜里严禁开机。
所以屋里没动电闸，机器全凉着。
就靠三件套：计算尺、铅笔、演算纸。
冯组长手头那把铝合金计算尺是早年在列宁格勒实习带回来的，上面刻度比公制尺细一倍，用了七八年，游标玻璃片磨出了几道细槽，得斜着借光才能看清刻度线。
老邵用的是一把国产竹柄飞鱼牌，尺身早摔裂过，外面紧紧缠了三道发黄的绝缘黑胶布。
年轻人连尺子都没有，拿两张报纸边角打草稿，先用长除法硬算，算完用圆珠笔描一遍，生怕铅笔印蹭脏了看不清。
付工又倒了两缸凉白开放在桌角。
他拉过一把折叠椅，在门后坐下。
“你不走？”冯组长问他。
“不走了。”付工缩了缩脖子，“给你们当个看门的。免得明早陈委员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