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急着走远。在老楼下的树荫里站了片刻，把牛皮纸袋彻底空了的那种轻，从肩膀试到指尖。三百三十多万，从“名下“两个字里划了出去，一笔一笔，都落进了章程写死的去处。他忽然想起两年前第一次算清这笔账的夜里，他写在笔记本最后一页的一句话：“钱过手，得清。“今天，他给这句话，画了句号。
兜里还剩三百六十一块。那是他这些年月，没并进资产池的那点活钱——买过车票，请舅舅吃过一顿面，给红星厂爹捎过两回东西，剩下的就这么多。三百六十万的盘子散了，落回他手里的，是三百六十一块。多一块没有，少一块也不该。
他想起去年冬天，账面刚过三百万那阵，舅舅问他：“你这钱，留多少自己花？“他说：“一分不留。但平时的活钱，我单放着，不混进去。“舅舅当时没懂，后来见他真把日常开销和那笔大数分得清清楚楚，才说了一句：“你这脑子，是算得清账，也分得清自己。“那三百六十一块，就是这么一笔一笔，从大数外头，单留出来的。今天大数散了，它还在。
他摸了摸那叠零钱。这一百、五十、十块、几张毛票，没有一张是歪来的——车票是跑单帮赚的，面是请舅舅的，捎回红星厂的是他当儿子该尽的。三百六十一块，清清白白，和他那三百三十多万一样，来路都正。只不过一个散了，一个还揣在兜里，陪他走过最轻的一段路。
夏天的太阳很大。汉丰的七月，日头白得晃眼，柏油路面软塌塌地泛着油光。陶爱民沿着马路走，汗顺着鬓角往下淌。路边有个推自行车卖冰棍的老太太，木箱上盖着厚棉被，棉被缝里露出几根小木棍。
“三毛一根。“老太太瞥他一眼。
老太太没多话，只把棉被往上拽了拽，怕太阳晒化了箱里的冰棍。她见多了路边歇脚的年轻人，有买根冰棍算奢侈的，也有攥着汽水瓶子吹牛的。眼前这个，坐在马路牙子上，吃得认真，像在吃什么要紧的东西。
他摸了摸兜里的零钱，递过去三毛，接了一根。冰棍是廉价的糖水冻的，甜得发齁，外头一层薄冰碴子。他没站，在马路牙子上坐下，背靠着电线杆，一口一口吃。太阳晒着后脖颈，汗顺着脊梁往下爬，可冰棍贴着舌尖，凉意一路钻到心口。他眯起眼，看马路对面的百货大楼，玻璃门一开一合，里头的人进进出出，拎着包，打着伞。前世他也在那类大楼里进出过，可那时身后跟着人，眼下只有蝉鸣和一根快化了的冰棍。
前世他吃过更贵的东西。坐在包厢里，桌上摆的是人送的、单位报的，名字换来换去，最后都算不清是谁的。那一口口，咽下去的是位置，吐不出来的是愧。有一回，有人端来一盅叫不上名的羹，说是补的，他喝了一口，事后才知道那盅的价，顶得上红星厂一个师傅半个月的工钱。他那时已经分不清，自己吃的是羹，还是那点“该得的派头“。这一世这根三毛的冰棍，甜得直白，凉得透彻，他吃得干干净净，棍子攥在手里，连一滴糖水都没浪费。
他想起小时候，农机站后头那片红薯地。爹带他刨红薯，土块里滚出一只，沾着泥，在渠水里涮两下就啃，甜生生的，比后来任何席面上的都香。爹说：“爱民，东西干净不干净，不看贵贱，看它来路正不正。“那会儿他小，不懂。后来在官场上，他见过太多“贵“的东西，来路歪得连自己都不敢想；也见过太多人，为了那点歪来的贵，把“正“字一笔笔划掉。等他摔下来，才明白爹那句话，说的是一口红薯，也是一辈子。
三十七年。他头一回，觉得干净。从第一次伸手收下那点东西起，他就再没觉得自己干净过——抽屉、保险柜、账户，一层层裹着说不清的东西，越裹越厚，厚到他把“自己“都裹丢了。等他坐到全省最高的位子上，底下递上来的，早已不是两万八万，是一层叠一层的“说不清“，他想摘，也摘不干净了。到头来，他连自己都看不清自己——镜子里的那个人，西装笔挺，可底下的影子，一团长长的、说不清的黑。这一世，他把那团长黑，掐在发芽前。此刻阳光晒着他的鞋面，影子短短的，清清的，像小时候农机站墙根下那个。
风卷着蝉鸣从头顶过去。他把手里的小木棍折断，丢进路边的垃圾筐。站起来时，膝盖有点僵，可脊背是直的。他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手。这双手，前世签过批文、握过无数双热乎的手；今世，它刚在一份“不要了“的文书上，落了最后一个字。手还是这双手，可它这回签的，是自己。他攥了攥拳，又松开。前世这双手签过的“不可撤销“，摞起来能压弯一杆笔；今世这一份，轻得一阵风就能掀过。可正是这份轻，让他第一次敢直视自己的手——不躲，不藏。等回了红星厂，他就用这双干净的手，给爹炒两个红薯叶的菜，陪爹坐到天黑。爹要是问起外头的事，他就说，儿这趟，挣着个心里踏实。
账清了。那句“等分配定“的约定，他现在可以去接了。苏晓晴那头，分配方案快下来；他这头，进体制前，名下一分不留——两清。他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