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上午没课，陶爱民从图书馆回来，远远看见宿舍楼门口蹲着个人。藏青棉袄，袖口磨得发亮，脚边两条麻袋，鼓鼓囊囊。是表哥杨卫东。
“哥，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呗。“杨卫东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咧嘴一笑，“给你带的花生，妈亲手炒的，说你打小就爱吃这一口。“
两麻袋，一条少说五十斤。陶爱民掂了掂，先搬到门房，寄在老陈头那儿。老陈头直摆手说使不得，末了还是收了，说搁煤炉边上，潮不着。只是埋怨了一句：“大老远扛这个，火车上多招人眼。“
招人眼三个字，陶爱民记下了。往后交代涂老板那边，凡走现金，宁肯多跑一趟，也不并成一趟。
中午，两人在校门外的小面馆坐下。两碗阳春面，一碟猪头肉。杨卫东不喝酒，要了碗面汤，吹着热气。
“铺子忙不过来了。“杨卫东说，“秋收那阵子，拖拉机、脱粒机排队修，我带四个人连轴转，最长一回一天一夜没合眼，末了还压着十几台机器。镇里上个月开会，说支持联户办厂，场地能批，信用社贷款有优惠。我想把隔壁门面盘下来，上一台车床，再压一批配件。“
陶爱民没接话，先问：“去年到今年，流水多少？“
“没细算过。“杨卫东挠头，“反正手里没断过钱。“
“修一台小拖拉机，收多少，料钱多少？“
“收三十上下，料钱十来块。配件加两成卖。“
“欠账多不多？“
“乡里乡亲，记账的多，年底清一回，差不多都能清上。“
“雇的那四个人，工钱怎么发？“
杨卫东答不上来了。抽屉里一把白条，哪笔是货款、哪笔是工钱、哪笔是垫的油钱，他自己也说不全。
陶爱民把筷子搁下，等面端上来，才慢慢开口。
“哥，铺子是铺子，厂是厂。你要扩大，别在铺子里头扩，另起一个摊子——注册个公司。名字我都替你想好了：东方实业。“
“东方实业？“杨卫东把这四个字念了一遍，像在嘴里掂分量。
“三块业务。“陶爱民伸出三根指头，“第一，农机修造，就是你现在干的事，连人带设备搬进公司。第二，配件销售，从县农机公司成批进，明码标价，薄利多销。第三，农忙上门服务队——抢收抢种那二十来天，按村签单，机器开到田头，人跟着机器走，收割、脱粒、耕地，一包到底。这一块方圆几十里没人做，你做得成，做成了就是独一份。“
“服务队怎么收费？“
“按亩算，明码标在村部的墙上。先干活，后收钱，秋后一并结。为什么敢后收？因为你不欠人，人家才肯把地交给你。“
杨卫东眼睛亮了，随即又暗下去：“启动要钱。场地、车床、库存配件，我夜里扒拉过，没有二十万下不来。信用社那边，没抵押不批。“
“钱我借你。“
杨卫东一愣，筷子停在半空。
“二十万，立借据。月息一分，期限两年。“陶爱民说得很平，“从下个月起，每月二十号前，利息两千，一文不少；本金到期一次还清。“
“自家人，写什么借据。“杨卫东急了，“妈知道了非骂我不可。“
“亲兄弟明算账，账算清了，情才长久。“陶爱民看着他，“哥，这不是信不过你，是信不过时间和意外。你往后要娶媳妇，要分家，生意有好有坏——账摆得清清楚楚，谁也说不出一句闲话。利息一分，比银行存款高一点，比社会上的拆借低得多。这钱不是白借的，你心里记着这本账，压力就变成了规矩。“
面馆里人声嘈杂，热气糊了玻璃。杨卫东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笑了：“你说这话，比镇上信用社主任还周全。“
下午，两人在校门口文具店买了信纸和印泥，回宿舍写借据。陶爱民念，杨卫东一笔一划写：
今借到陶爱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月息一分，期限两年，自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止。利息按月结付，本金到期一次归还。借款人：杨卫东。
一式两份，各执一份。杨卫东在两份名字上都按了手印，红印泥按得很实，像落在秤星上。
“还有几条规矩，你得立死。“陶爱民把借据折好，“公司一本账，你个人一本账，分开，谁也不许串。雇工工资每月一号现结，一天不拖。服务队给农户干活，钱可以秋后收，账必须当天记。不管到哪一步，不欠工人一分钱，不欠农户一分钱。这两条守住了，公司倒了还能再起来；守不住，赚再多也是沙上盖屋。“
杨卫东把这几条抄在烟盒背面，抄完揣进棉袄内兜，隔着布拍了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