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坐在门槛上等。听见脚步声，她站起来，第一件事不是问吃了没有，而是伸手去摸他的衣角——从肩摸到腰，从腰摸到裤脚，摸完了，才长长出了一口气。
堂屋里，煤油灯拨亮了。陶爱民把裤腰里那一圈解下来，一沓一沓码在八仙桌上，又从帆布包夹层里取出两沓，也码上去。点完，他翻开作业本，把账念给父母听。
“本钱四千二。上海出手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回来的车票、四天的饭钱、零用，五十八块四毛。“他笔尖点在最后一行，“净落三百七十九块一。眼下家里，四千三百七十九块一毛。“
屋里静。灯花爆了一下。
母亲先动弹，伸手往桌上去摸那沓钱，摸到了又缩回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再去摸。父亲没看钱，看的是儿子的脸。
“瘦了。“他说，“黑了。“
第二天一早，陶爱民去了一趟县城，城关老银匠的铺子。
去之前，他在院里站了一会儿。赎镯子这件事，他盘算了三个晚上。按生意的章程，这六十块钱此刻不该花——它躺在账上，是滚动的本钱。可他最后还是把算盘推开了：账是死的，娘的手腕是活的。有些账不能只算利钱。
镯子在柜台最里头的木匣子里躺着，用红绒布包着。老银匠六十多岁，眼皮耷拉着，把镯子取出来，对着门口的光转了一圈。
“东西给你留着。可你过了日子了。“老银匠慢悠悠地说，“六月十一押的，讲好六十天，八月十号为限。今儿都九月五号了。“
陶爱民站着，没辩解。规矩是人家的规矩，理亏的是他。他把镯子接过来，双手捧着看了一遍——接口处那道细细的錾痕还在，是外婆传给母亲时就有的一道纹。
“该多少，您说。“
“过期一天加一毛，你这都二十多天了。“老银匠扒拉了一下算盘，又摆摆手，“算了，街里街坊的，看你是个学生。加两块，凑六十块。往后当东西，记着日子。“
陶爱民数了六十块钱放在柜台上，又多放了一毛：“那二十六天，一天一毛，是二十六天的规矩。该给的是该给的。“
老银匠捏起那一毛钱，抬头重新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收了。
镯子回到家，母亲正在院里晒被子。她看见那个红绒布包，手在被子上一按，人就不动了。半晌，她接过来说：“又乱花钱。赎它干什么，押着就押着。“
“说过不能动，就是不能动。“陶爱民说，“妈，戴上。“
母亲背过身去，好一阵才转回来。手腕上，镯子贴着晒得发红的皮肤。她把手腕抬起来看了看，说了句“和面的时候磕手“，就去灶间了。那天晚饭，她多切了半碗咸鸭蛋。
赎完镯子，账上剩四千三百一十九块一毛。
当天夜里，陶爱民把八仙桌擦了三遍，铺开一张两毛五分钱买的全国交通图，用铅笔在合肥的位置上画了个圈。
“第二趟，走合肥。“他对父母说，“上海柜台收九十七块五，合肥私下转手，七块、七二折都有，比汉丰还低一成。中间差着二十多个点。“
“那为啥便宜？“母亲问。她现在学会问行情了。
“因为合肥的柜台收得少，一天放两百个号，排到天黑也轮不上。“陶爱民说，“货捏在号贩子手里，出不去，只能贱卖。“
“那你排得上？“
“我不排。“他说。
灯下，他把老马在火车上说的那些话，一条一条写给父母看：号是排不来的，是分好的；本地黄牛人头熟，把号拿死了；外乡人去，能收到货比登天难。
“号贩子图的什么？“他自问自答，“图安稳。他们收了券，要么自己跑上海，担风险、耗工夫；要么加两个点卖给大户，赚个辛苦钱。既然有人肯出两个点买他们的安稳——我就当那个买安稳的人。我不去抢号，我去买他们的货。柜台价他们收，我加两个点全拿，他们不用挪窝，我不用排队。“
这套话他说得很慢，说到最后，父亲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听不懂。“父亲说，“可听着像那么回事。“
“一句话，“陶爱民说，“他挣他的跑腿钱，我挣我的路脚钱。谁也不碍谁。“
九月六号下午，李正律来串门。
他也快走了——江东政法学院九月十六号新生报到，就剩十天。两个准大学生坐在门槛上，一人捧半个西瓜——李家自留地最后一茬的瓜，不甜了，沙瓤，起沙。
“临江，“李正律啃着瓜，含混不清地说，“我打听了，政法学院在城西，你们东大在城东，隔着一条江，坐电车得四十分钟。“
“嗯。“
“四十分钟，“李正律把瓜皮往墙根一扔，“也就是说，你跑我那儿蹭饭，一个月顶多两回。“
“两回足够了。“陶爱民说，“多了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