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爱民在站前的大饼摊上花九分钱买了三只大饼，边走边吃。他没坐公交，按图上画的，步行加电车，一毛钱，四十分钟，到了西康路。
那家证券门市部门脸不大，两开间，铁栅栏门刚拉开一半，门口已经排了二十来个人。队伍里什么人都有：穿中山装的、穿工装的、穿西装的，还有几个蹲在墙根抽烟的，脚边各摞着一条鼓鼓囊囊的麻袋。
麻袋里是什么，陶爱民清楚。是全国各地流到上海来的国库券，一麻袋一麻袋，按面值论百万计。蹲在麻袋旁边的这帮人，往后有个统称——“百万“。
他没急着排。他先沿着队伍从头走到尾，又走到门市部另一侧，那里贴着一张手写的行情牌，墨迹未干：
收购：八七年券 九十七块五／百元。八八年券 九十七块／百元。八九年券 九十六块五／百元。
卖出：九十八块五起。
陶爱民站在牌子前，把这三个数看了两遍，心里那杆秤落了地。他两千块的本钱，收进来的是八七、八八、八九年的混券，平均八折。照这个牌价出手，混着算，大约在九十七块一——两千五百面值，两千四百二十多块。
毛利四百出头。这一趟，成了。
他排进队尾。排队的工夫，他不闲着，耳朵照旧支着。前排一个穿咖啡色夹克的中年人，一看就是常跑的老客，正跟人闲聊：“……合肥那个价是邪乎，省里门市挂牌收，六八、七零的折都有，就是收得少，一天放两个钟头的号，排到天黑也未必轮得上……“
六八折。陶爱民把这个数收进心里。合肥的货源贴水更深，比汉丰还要低一成多——只是收得少，要排号，要耗时间。他默默记下：第二趟，合肥。
他排进队尾。排队的工夫，他不闲着，耳朵照旧支着。前排一个穿咖啡色夹克的中年人，一看就是常跑的老客，正跟人闲聊。聊着聊着，那人回头瞥见陶爱民，一身洗白的蓝布衣裳，学生头，忍不住搭话：“小兄弟，学生子？念大学的？“
“嗯，去上海办点事。“陶爱民答得客气，“头一回跑这条道，跟您几位学学。“
老客姓马，跑合肥线跑了两年，见这学生说话不油不怯，倒起了谈兴：“学什么学，这条道没学头，就一个字，熬。“他掰着指头讲：合肥的国债服务部设在工商银行楼上，一天放两百个号，天不亮就得去排；本地黄牛跟柜台里的人人头熟，号把了一大半；外乡人硬排，排上了，收货还限数，一人一天只收两千。“我上个月在合肥蹲了五天，收了六千面值，刨去吃住车费，落了一百八。“老马叹口气，“这条道，越来越挤喽。“
“马叔，那您还跑？“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马笑笑，“挤是挤，总比在厂里拿死工资强。“
陶爱民陪着笑了两声，心里把这笔账拆开了算：老马的错处不在腿上，在章法上——他一次只带小本钱，收到就出手，出手了再回去收，一个来回半个月，利钱全耗在路上和柜台上。这不是跑买卖，这是给铁路和旅店打工。要破合肥的号，靠排是排不来的，得找到把号的人，把几趟的货并成一趟走。
这笔账，他没说出口。交浅言深，是大忌。
八点半，开门。
队伍往前涌了一截。柜台里三个人，一个验券，一个点钞，一个复核。轮到陶爱民，他把布包放上柜台，一沓一沓把券码出来，按年份分了三堆。
“多少？“验券的抬眼皮。
“八七年券，一千一；八八年券，八百；八九年券，六百。合计两千五。“他说，“麻烦您点。“
验券的手停了一下。跑这柜台的人多了，能进门就把券按年份分好堆、报数报到个位的，不多。他重新看了这学生一眼，拿起券，一张一张过手，对着光验底纹，验完一堆递过去点钞。点钞的刷刷点完，复核的再过一遍——两千五百块，一张不差。
“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里头报数。
陶爱民点头：“对得上。八七年的一千一乘九十七块五是……一千零七十二块五。八八年八百乘九十七，七百七十六。八九年六百乘九十六块五，五百七十九。加起来，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
柜台里三个人都停了停。复核的老法师从老花镜上沿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把钱推出来：一沓沓点过的钞票，纸条上写着数。
钱一入手，陶爱民在柜台边上就干了一件事：四百块放进内衣口袋当盘缠和备用金，两千块现钞原封不动捆好——这笔钱他要带回去，一分都不动。柜台旁边就有一个卖出窗口，九十八块五能买进，可同一块牌子底下，收购价是九十七块五——在这里买券，一进一出先赔一块。划算的买卖不在这两米的柜台上，在他来的路上：合肥的货源六八折。对下一趟来说，最好的货就是现金。
出了门市部，日头升高了。他没有急着走，沿街慢慢走了一段，走到外滩。
江风扑面。他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