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爱民蹲在旁边看，一蹲一上午。老头以为他找不到活干心里烦，其实他是在听。听老头跟街坊说话：谁家媳妇生了，谁家老人走了，巷口粮油店的大米又涨了两毛，对面楼里下岗的小伙子去送快递了。一条巷子一千多户的日子，全在这一个修车摊前头流过去。
这比他当常务副省长时批过的任何一份内参都真。内参上的铅字是要挑着看的，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报到哪一级为止，全有讲究；修车摊前头这些话不用挑，好的赖的、活的死的，一条巷子的日子就这么明晃晃地摆在太阳底下。
晚上两个人守着一台旧收音机听新闻。收音机的壳裂了，用胶布缠着。十月里有一天，播江东省的新闻，说本省上半年 gdP增速排到了全国倒数第三，有两个县刚摘帽又滑到了返贫边缘。老头听完，把收音机关了，半天说了句：“倒数第三。“
就这三个字。陶爱民坐在门板边上，低着头，没敢接。
那个数字里，有他二十年常务副省长攒下的每一个项目、每一笔批文、每一栋立在他任上的玻璃大楼。他当年在**台上念报告，念的也是倒数，但那时候念得抑扬顿挫，底下掌声很齐。
老头没再说什么，起身给他掖了掖门板上的毯子。掖毯子的时候，老头那只全是裂口的手在他额头上碰了一下，很轻。
“睡吧。“老头说，“天塌不下来。天真塌下来，也有高个子顶着。“
夜里老头睡熟了，他睁着眼躺着，听老头的呼吸声。屋里有一股机油味、樟脑味、旧棉絮的味。他忽然想，自己在临江当了那么多年领导，离光明里最近的距离是车队路过巷口，五十米，时速四十公里。
车窗是防弹的。防住了外面的东西，也防住了他自己的眼睛。
三
第八天清晨，推土机开进了巷子。
没有公告。没有协议。没有补偿方案。前一天下午墙根刚刷上一个红漆的“拆“字，漆还在往下淌。
跟着推土机进来的，是二十几个外乡口音的年轻人。清一色的黑T恤，光头、平头，脖子上挂着粗金链子，胳膊上纹着青一块黑一块的花绣，手里拎着钢管。为首的那个叼着烟，把烟头往地上一碾：“开发商请我们来做扫尾的。识相的，自己搬。不识相的——“他用钢管敲了敲路边的墙，“东西就全在里头了。“
这不是什么正规的拆迁队伍。正规的拆迁队伍有公告、有协议、有穿制服戴工牌的人上门谈补偿。这一伙人是混子，是这家开发公司老板养了多年的一帮打手，专门干这种“扫尾“的活——哪片有钉子户，就放他们进去，三天之内保证“清干净“。本地人都管他们叫“黑衣队“，隔着几条街听见钢管敲墙的声音，就有人关门。
他们一户一户地踹门。踹开了，往里扔东西。桌子、柜子、饭锅、被褥，从窗口、从门洞往外飞，砸在巷子的石板路上，碎的碎，滚的滚。有个老太太扑上去抱自家的樟木箱子，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拖到一边，箱子被抬起来摔在地上，散了架。
周长贵冲出去的时候，鞋都没穿好。
“你们有文件吗？“老头堵在自家门口，声音不大，但很稳，“征地要有公告，拆迁要有协议，补偿要有方案。我一个字都没见过。“
没人答话。两个人上前拖他，老头抱住门框，像三十年前抱住那口装着儿子遗物的木箱一样，不撒手。
然后是一钢管。
钢管打在腿上，声音很闷。老头倒在门边的碎砖里，那条腿弯成一个不该有的角度。他没有哭，也没有骂，他仰起脸，朝着满天的粉尘喊了一声——
“老天爷啊，谁能帮帮我们！“
陶爱民从门板上爬起来的时候，推土机已经拱到了屋檐。
后来他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冲过去的。他记得的是粉尘——漫天的粉尘，呛进喉咙里是甜腥的，落在头发上是滚烫的，那是砖头、瓦片、床板、饭碗、一个人五十六年的日子被碾碎之后的味道。他跪在碎砖上，把周长贵抱起来，老头的腿在他胳膊底下轻轻地颤。
“老人家，您别怕。“他说。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周长贵看着他，忽然笑了一下，牙齿上全是灰：“小陶，你别管我。你才多大。“
小陶。七天了，老人一直这么叫他。老人不知道这个满手老茧的中年病汉姓什么，只知道他补胎的手艺不错，吃馒头的时候会掉眼泪。
推土机最终停了。巷口围了人，有人举着手机在拍。下午来了车，把这片没来得及签字的人拉到一个临时安置点，体育场馆改的，地上铺一层塑料布。
夜里下雨了。
塑料布顶上，雨点砸得又密又响。陶爱民挨着周长贵躺着——老头的腿上了夹板，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