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深追。对方比他早走了一刻钟，快马追上去也只能看见背影。不如赶到长安之后，再慢慢寻踪。
马荣从马厩那边牵着喂饱的三匹马走过来，一边系马鞍一边嘀咕：“大人，那水囊……“
“我看见了。“狄仁杰翻身上马，将缰绳在腕上绕了一圈，“先赶路。到长安之前还有两个驿站，我们不在中途再停。天黑前要进城门。“
三人重新上了官道。路面上的灰土被马蹄扬起，在午后的日光里浮着一层薄薄的烟尘。狄仁杰策马走在最前面，风灌进衣领里，将胸中那些纷乱的念头吹得沉沉浮浮。那只水囊上的同心攒结像一个被人别在衣襟上的标记，虽不醒目，却在他脑中反复地亮着——王德用，永安坊，哑嗓人，蜀锦内衬，残梅火漆，宫中内侍。这些线索渐渐汇拢到一起，在他心里凝成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轮廓：一个深居宫闱多年、熟悉前太子旧事、又能调动官道运力的人，在王崇义那封密信被送出去之前抢先动了手。而这个人此刻正走在从洛阳赶往长安的途中，大约也预料到身后会有人追上他。
天擦黑的时候，三匹马终于进了长安城的明德门。城门已经快要关了，守城的兵士验了狄仁杰的鱼符和公文，侧身放行。马蹄踏上了长安城的石板大街，两旁的铺面已经上了大半门板，剩几家酒肆饭馆还亮着黄澄澄的灯火，招幡在晚风里慢悠悠地晃着。
狄仁杰没有回大理寺的官舍，也没有急着去永安坊。他先去了位于皇城东侧的大理寺衙门。掌灯时分，衙门里当值的胥吏不多，值夜的丞簿姓孙，是个四十来岁的老吏，见了狄仁杰连忙起身行礼。狄仁杰从袖中取出一封已经写好了的公文，递给孙丞簿：“这封信，用大理寺的八百里加急递送渠道，送到黔州。路上不许拆封，直接交到黔州府衙，让他们按内容回复。“
孙丞簿接过来看了一眼封皮，上头写着“黔州府衙转呈废太子旧部名册调阅事“，下面盖着大理寺丞的官印。他愣了一下，抬头看了狄仁杰一眼，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抱拳道：“大人放心，下官这就安排驿马。“
狄仁杰点了点头。他站在大理寺的值房门口，望着孙丞簿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衙门后院的暮色里。公文的内容他写得很简略——“查洛阳兵粮案牵涉废储旧部，请将李忠旧部名册抄送长安大理寺，并加注各人近年行踪及入仕去处“。他没有在公文里提到自己的任何推断，也没有说明王崇义的死和无相寺偏院的线索。他只是要一份名册。一份记录着当年太子李忠被废后，所有被遣散、被贬斥、被流放或被重新安置的旧部人员去向的文书。
那些旧部中，大部分人在李忠被废后被重新分配到了各处地方衙门或军中，官职降了不止一等，有些人甚至直接被革职为民。但其中有一部分人——尤其是在东宫曾经担任过侍卫长、幕僚长、文书掌印等核心职务的——至今下落不明，既没有被重新起用，也没有被登记在官吏名册上。他们像是被一张大手从官场上轻轻抹去了，干干净净地消失在了档案的空白处。
那些人去了哪里？是真正地销声匿迹、甘心做了田舍翁，还是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里，依然悄无声息地攥着前太子留给他们的一线残念？
狄仁杰从值房出来，站在大理寺门前石阶上望了望夜色中的长安城。大明宫的飞檐翘角在西北方向的夜幕里隐约露出一截灰蒙蒙的轮廓，宫墙内外层层叠叠的灯火将半边天穹映得微微泛红。大理寺离皇城不远，每隔一阵便有巡夜的禁军从街口列队走过，脚步声整齐划一，在石板地面上踏出沉闷的鼓点。
他想起了方才在驿站茶棚里看见的那只水囊。如果那人就是王德用，他此刻大约已经进了宫门。一个内侍监副监回宫，出入本就不需要经过城门查验，宫墙边侧的小门便是为他们这样的人准备的。他进了宫，就像一滴水落回海里，再想找他身上的蛛丝马迹，就要看大理寺的调令能在黔州那边多久才能有回音了。
那一夜狄仁杰睡得极浅。他在大理寺值房里的一张矮榻上和衣躺了半宿，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那些已经收在锦囊里的物证。天亮的时候，他比值夜打盹的孙丞簿醒得还早，洗了把冷水脸，换了身干净的官袍，坐在桌前摊开纸笔，将整个案子从头到尾重新梳理了一遍。
从王崇义赏菊宴上的当众毒杀，到九宫菊阵与蛇涎脂的精密布局，到无相寺偏院地窖里的粮草和军械痕迹，到刘崇德金蝉脱壳的蜡封空棺和顺洛水西逃的货船，到那枚还未干透漆面的假令牌，到白磷骨粉和残梅火漆的封缄印证，到那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