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河湟西讨大捷后，他特意将王进留在皇城司，由亲事官指挥使拔擢为同勾当皇城司公事。
皇城司是他手中最关键的底牌。
他虽手握殿前司副使之权，但按规制不得直接参议朝堂政务，可满朝文臣真正忌惮的，从来都是他另一重身份——提举皇城司。
但凡有人敢上章弹劾他，便要做好被皇城司彻查底细的准备，诏狱更由他一手掌控。
敢与他作对，便是送那人进诏狱“专属包厢”。
这也是韩忠彦拼死反对他一身兼掌殿前司、皇城司两大兵权的根由。
皇城司惯例由武官与宦官协同主事，眼下他尚能稳稳拿捏此处权柄，可日后若再获朝堂擢升，分身乏术之下势必难以兼顾。
所以他必须层层安插自己的心腹扎根司内。
司内另外两位勾当皇城司公事吴靖芳、冯世宁到底是大内宦官，皇城司这等天子近臣特务衙门，唯有官家信重的心腹方能真正主事。
二人虽有同知名分，大小事务素来唯高俅马首是瞻。
高俅也懂官场规矩，花花轿子人抬人。
此番河湟战事凯旋，他早令王进备下厚礼赠予二人。
跟着他办事，金银富贵绝不亏待，只需安分履职，莫要拖后腿即可。
此番专程来寻王进，实则是打算暗中帮扶韩忠彦一把。
早前蔡京已暗中递来消息，他与曾布打算联手发难，合力弹劾韩忠彦。
二人甚至提前划分好了朝堂权位，只待扳倒韩忠彦，一人居首相、一人坐次相，瓜分宰执大权。
纵然韩忠彦素来针对自己，可眼下高俅并无单独制衡蔡京、曾布二人的底气。
哪怕他深得赵佶信任，但以一己之力，也难以抗衡盘根错节的大宋文官集团。
眼下他更紧要的心思，是要搭建属于自己的文官班底了。
在他眼中，世间所谓文人骨气大多经不起推敲，说到底所有人都捆绑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中。
新党、旧党吵得不可开交，争来争去不过是瓜分朝堂权柄、钱粮好处，没有几人是真正纯粹为江山万民。
贪财之人，他便许丰厚俸禄、特许商利；
汲汲权位者，他就为其铺路升迁；
一心求清名留史的，他亦可造势褒扬、为其著文立誉。
凡有所求，必有所应的办法。
如今朝堂虽然新旧两党壁垒森严，但自己简在帝心，又手握军政大权，何须再依附任何一方？
新党旧党都不要的，或者日后跟自己统一战线的，以后便统称高党吧。
一听这名号，权臣的味道扑面而来啊。
念头起落间，他心底又浮起一丝警醒。
当然了还是那话，自己见过地狱，才会心存畏惧。
殿前司只管京畿禁军、城防军务，无权随意调取百官卷宗档案，查探朝臣履历多有掣肘；
但皇城司掌侦缉查档之权，只需一纸手札，便能直入吏部衙署，调取百官完整文书、履历出身。
高俅踏入皇城司公署，张瑾,王进早已等候在此，双手捧着整理妥当的全套卷宗上前呈递。
高俅铺开文书，逐一细读他让调取的人的简历。
张叔夜当下任职陈留知县，早年驻守兰州边境，领兵平定羌人叛乱，主持修筑西安州城，长久侵扰大宋的西北边患经他之手彻底平息。
驻守兰州时，他整顿边境互市规矩，重拳整治军中武官克扣饷银、私吞通商红利的贪腐乱象；
调任陈留恰逢洪涝，他一边治水安民，一边强硬清退豪强霸占流民田地，当地百姓感念恩德，自发立下去思碑记录他的政绩。
张舜民官拜龙图阁待制，方才自吏部侍郎任上外放，出知同州。
早年他曾上书直言新法存在与民争利的弊病，却并非一味全盘否定新法，对其中利于边防、普惠百姓的条例始终持认可态度。
元丰年间随军西征西夏，亲身踏遍河陇、灵武所有前线战场，是满朝文官里极少数通晓西北军务、粮草转运、边地民政的实干之才。
侯蒙现任监察御史，刚从地方知县提拔入京，专职巡核天下州县刑狱。
此人行事公允务实，中立不偏，既不攀附韩忠彦主导的旧党，也不投靠曾布掌控的新党；看待新法客观辩证，遇事敢直言上谏，从不畏惧权贵威压。
前世史书所载，正是此人后来任职亳州知州时，独自上书徽宗，献上赦免宋江一众流寇、令其出征方腊将功赎罪的“以盗制盗”之策。
三份卷宗阅毕，一处共性清晰浮现：张叔夜、张舜民、侯蒙三人，全都遭到蔡京刻意打压、处处排挤。
根据双重否定表肯定这一定律来说，奸臣处处针对排挤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