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已经下了整整一夜，还没有要停的意思。
被北风裹挟着的细密雪粒，像无数根冰针扎在脸上，生疼。
鸭绿江的江面已经封冻，冰层上覆着一层薄薄的新雪，江对岸的朝鲜群山，在风雪中只剩下灰蒙蒙的轮廓，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了白色和灰色两种颜色。
集安火车站里里外外全是人。
站台上、货场里、铁道边的临时集结地上，密密麻麻地坐着的、站着的、靠着背包打盹的，全是志愿军。
他们的军装五花八门，有人穿着摘掉帽徽和胸章的国民党军旧棉袄，有人穿着华东军区后勤部赶制的薄棉衣，更多的人只有一身单薄的草绿色军装。
军装外面套着一切能往身上裹的东西：从老乡家里买来的旧棉被、用稻草绳捆在身上的麻袋片。
这是华夏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
准确地说，是第9兵团的第20军和第27军。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第9兵团下辖三个军，第20军、第26军、第27军，从福建沿海紧急北调，入朝参战。
但军情如火，三个军的调动不可能齐头并进。
第20军和第27军作为兵团的第一梯队，已经抵达集安，准备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第26军还在辽宁抚顺等待火车转运，至少要三天后才能赶到。
集安只是一个边境小城，火车站不过几间砖瓦平房，候车室连一个团的人都塞不下，大部分战士只能在铁道边的雪地里坐着。
有人在用刺刀削树枝做拐杖，有人在检查绑腿，有人在用搪瓷缸子舀雪水喝。
没有人抱怨，甚至没有人说话。
整个火车站安静得可怕，只有北风的呜咽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火车汽笛声。
冷！钻心的冷！
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十度，北风吹在脸上像是有人用钝刀子在刮。
但比气温更让人心悸的，是这些战士身上的衣服。
第9兵团是福建来的部队，长期驻扎在东南沿海，全军装备全部按照南方气候配置。
他们的制式冬装是一套薄棉衣，所谓的“一斤棉”，棉花只有薄薄一层，在福建的冬天勉强够用，但在朝鲜零下二三十度的山路上，这套薄棉衣等于没穿。
更要命的是鞋。
大部分战士还穿着解放鞋，胶底、帆布面、低帮。
这种鞋在南方的水田和山路上轻便耐磨，但在朝鲜的雪地里，根本不行。
一脚踩下去，雪从鞋口灌进去，脚底板踩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冻土上，热气和冷气一交换，袜子湿透，开始结冰，然后脚趾被冻黑，冻伤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的。
第80师第238团的集结地上，一个年轻的战士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把两只脚伸到面前，低头看了看。
解放鞋的鞋底已经被雪水浸透了，帆布面上结了一层薄冰。
他的脚趾在鞋子里动了一下，还能感觉到疼。
还能感觉到疼就说明还没冻坏。
他把脚缩回去，用两条胳膊抱住膝盖，把脸埋在膝盖中间，缩成小小的一团。
他叫贺二牛，二十二岁，浙江绍兴人，第238团三连一班班长。
他是打过淮海战役的老兵，渡江战役的时候第一个冲上南岸，拿过二等功。
但从福建出发到现在，一路火车北上，越走越冷，越走越冷，冷到他开始怀疑，自己能不能活着走到战场。
“班长，你冷不冷？”
旁边一个兵凑过来，声音冻得发抖。
是班里的新兵陈小满，十八岁，江西吉安人，入伍才半年，脸冻得发青，嘴唇发紫，说话的时候牙齿磕得咯咯响。
贺二牛看了他一眼，想说不冷，但嘴里呼出的白气已经出卖了他。
他把身上那件从国民党仓库里缴获的旧棉袄脱下来，披在陈小满身上。
他自己只剩一件单衣和一件薄棉背心。
“班长，你把棉袄给我了你穿什么？”
“老子不冷。”
贺二牛说，然后站起来在原地跳了两下，假装活动身体。
他知道自己撒谎撒得很拙劣，但陈小满没有再问。
因为陈小满也知道，在这个天气里，没有人不冷。
火车站旁边的一间砖房里，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正趴在桌子上看地图。
屋子很小，墙壁上的白灰被岁月和战火熏得发黄，墙角堆着几个弹药箱。
一张粗糙的木桌上，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比例的朝鲜北部军用地图。
地图上用红蓝铅笔密密麻麻地画着线条和箭头。
蓝色的箭头从朝鲜东海岸的元山、兴南、咸兴一路向北延伸，红色的箭头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