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机要室里，盯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纸条上“王显忠”三个字旁边，有吕宗方指尖压出的浅浅凹痕。
齐思远走后，他把门锁上了。
他需要想。
吕宗方怎么知道白玉兰是王显忠？
两种可能。
第一种：吕宗方在军统系统内部有自己的情报来源，他通过某种渠道提前得知了王显忠的真实身份。这说明吕宗方的势力比余则成想象的大得多。
第二种：吕宗方跟地下党有联系，而地下党那边已经掌握了王显忠是汪伪内应的情报。
两种可能都让余则成心里发凉。
第一种意味着吕宗方在军统里的根扎得极深。第二种意味着吕宗方可能就是地下党的人。
不管是哪一种，吕宗方选择用那种方式告诉他，本身就是一次试探。
试探他会怎么反应。
余则成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军统大院的操场。几个新兵在练习拼刺刀。木头假人的胸口被捅了十几个洞，刺刀从前面穿进去、从后面穿出来，木屑纷飞。
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去了档案室。
毛人凤给的那个红皮本子发挥了作用。档案室的管理员看了一眼封面上的局长印章，二话没说就把他领到了绝密档案区。
王显忠的档案编号是A-1937-0089。
余则成坐在档案室角落的小桌子上，翻开了那份档案。
王显忠，四十二岁，浙江嘉兴人。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毕业。1935年经保荐进入侍从室，担任中将侍从副官。妻子姓陈，娘家在上海做布匹生意。有一儿一女，都在重庆读书。
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体制内中年人。
但余则成往后翻了几页，看到了一条不太起眼的记录。
“1940年11月，王显忠因公赴昆明出差，途经贵阳时因天气原因滞留三日。”
三日。
余则成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时间线。1940年11月，正好是汪伪76号在西南地区大规模发展情报网的高峰期。贵阳是从重庆前往昆明的必经之地。在那里“因天气滞留三日”，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一次接头。
他继续翻。
后面还有一条。
“1941年3月，王显忠向总务科申请报销一批‘办公用品’，金额法币一万八千元。附批条：侍从室秘书长亲批。”
法币一万八千元。1941年的物价，这笔钱够买一辆美制吉普。
什么办公用品值一辆吉普的钱？
余则成把档案合上，放回了原位。
他出了军统大院。
秋天的下午，重庆的街上人来人往。卖糖炒栗子的推车冒着白烟，远处有人在唱戏，咿咿呀呀的。
余则成在巷子口的茶摊上找到了吕宗方。
吕宗方坐在一张缺了一条腿的竹凳上，右脚垫在凳腿缺口下面当支撑。面前的搪瓷杯子里泡着一把碎茶叶。他在看一张旧报纸，看得很认真，像是真的在看。
余则成在他对面坐下。
“吕处长。”
“嗯。”吕宗方翻了一页报纸。
余则成要了一碗茶。茶端上来，他喝了一口。苦得要命。
“我查了王显忠的档案。”
吕宗方没抬头。
“他1940年在贵阳滞留过三天。今年三月报销过一万八千元的办公用品。”
吕宗方翻了另一页报纸。还是没抬头。
余则成放下茶碗，声音压低了半度。
“吕处长，您是怎么知道的？”
吕宗方终于抬了头。他看着余则成的眼睛。看了大约三秒钟。
然后他从中山装的胸口袋里掏出一盒烟。哈德门。盒子已经被压扁了，里面只剩四根。他抽出一根递给余则成。
余则成接了。
吕宗方自己也点了一根。两个人对着抽了两口。
“则成。”吕宗方的声音很轻，轻到隔壁桌的老头绝对听不见，“你知道王显忠手里还有一份东西吗？”
“什么东西？”
“一份清单。”吕宗方吐了一口烟。烟雾散得很快，被秋风一吹就没了，“从北边来的。上面记着一批医药物资的运输路线和交接人的名字。青霉素、奎宁、绷带、手术器械。目的地是大后方的几个战地医院。”
余则成没说话。他在听。
“这批物资不是官方采购的。”吕宗方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是一些民间人士自己凑的。他们从各种渠道弄到了药品，打算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运输线路很长，经过好几个省。每一个交接点都有专人负责。”
他停了一下，把烟灰弹到了地上。
“王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