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白底黑字，印著NSF的徽標。
一張牛皮紙信封，裡面是兩頁手寫的俄文信。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彼得·薩納克親自帶。
新西伯利亞科學城，Elbrus-1的第一個使用者。
兩條路。
每一條都是前世他想都不敢想的路。
每一條他都沒有選。
不是因為哪條路不夠好。
是因為他從1978年立冬那天睜開眼的那一刻起，心裡就有一張地圖。
那張地圖上標註的不是我要去哪裡，是我要回到哪裡。
他從前世來，帶著十幾年攢下的知識、經驗和無數次失敗換來的教訓。
那些東西不是他的天賦，是他欠的債。
欠那個在實驗室裡通宵改論文、在拒稿郵件裡學會了怎麼寫引言、在專案被砍後明白了什麼叫卡脖子的自己。
也欠這個時代——這個百廢待興、充滿機遇與挑戰的新中國。
他把名片和信收進口袋裡，從另一個口袋掏出趙大江那本便籤本。
便籤本的封面還印著“縣港務局”的紅字，邊角已經磨毛了。
他翻到畫滿橋的那一頁。
在所有的實線、虛線、點線之間，他又加了一條線。
這條線沒有連線任何數學分支。
它從整張圖的最底部出發，穿過代數、幾何、數論、組合、分析、拓撲，穿過海德堡、莫斯科、BJ、四川、長春，穿過1978年的立冬和1990年的夏天，一直畫到頁面最上方的一個空白處。
他在空白處寫了兩個字。
回家。
然後他把便籤本合上，站起來，沿著內卡河往回走。
河水在他身後流淌，天鵝在他身後漂著，海德堡城堡在他身後的山坡上被夕陽染成金紅色。
——
離開海德堡那天，天終於晴透了。
歐洲的晴天和BJ不一樣。
BJ的晴天是乾爽的、敞亮的，陽光像一把大掃帚把整座城掃得乾乾淨淨。
海德堡的晴天是溼潤的，內卡河的水汽被太陽蒸起來，給所有東西都罩上一層薄薄的、發亮的水膜。
陸沉站在宿舍樓下等大巴的時候，看見城堡的紅色砂岩在陽光下溼漉漉地反著光，像一座剛從水裡撈出來的廢墟。
方宜民在車門口一個一個點人。
點到顧小北的時候，她正蹲在路邊，把從海德堡撿的一塊小石頭塞進書包側袋裡。
石頭是她在內卡河邊撿的，圓的，灰白色，上面有一條細細的紅色紋路。
她說這是海德堡的切片，要帶回去放在書桌上。
何巍是最後一個上車的。
他手裡攥著一片樹葉——德國槐樹的葉子，和海德堡大學數學系門口那棵老槐樹上的一模一樣。
他把樹葉夾進那本範德瓦爾登《代數學》的扉頁裡，然後拉上了書包拉鏈。
大巴駛過內卡河老橋的時候，全車的人都回頭了。
橋還是那座橋，石砌的，橋頭堡的尖頂上停著一隻鴿子。
河上的天鵝還在，白得像從他們來的那天就沒動過。
城堡在身後的山坡上越來越小，最後縮成一個暗紅色的點，融進滿山的綠樹裡。
法蘭克福機場。
候機廳裡，劉領隊把六個人叫到一起。
“回去以後，有一件事要辦，”他從公文包裡掏出一疊紙，是電報的影印件，“國家教委、中國科協、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三家單位聯合發來的，回國以後，在BJ開一場新聞釋出會，體委、教委、科協的領導都來，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的記者也來。”
他頓了頓。
“是領導批示的。”
六個人安靜了一瞬。
領導。
這個稱謂從一個數學競賽領隊的嘴裡說出來，帶著一種不太真實的分量。
顧小北第一個反應過來。
“我要穿什麼？”
方磊差點把剛喝進嘴裡的水噴出來。
“隊服，”劉領隊說，“就穿隊服。”
登機的時候，陸沉在廊橋裡停了一步。
他回頭看了一眼法蘭克福機場巨大的落地窗外面那架漢莎航空的飛機，尾翼上的仙鶴標誌在午後的陽光裡閃閃發光。
來的時候是七月三號，現在是一週之後。
七天。
七道題，兩塊金牌，三張名片，一封手寫的俄文信，一枚圓形的IMO金質獎章。
他把手伸進口袋裡，摸到那枚獎章。
金屬被體溫焐熱了，邊緣微微硌著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