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政治科，主要是模仿法国秘密警察的模式，在内政部警政署下设立安全局并派员从事地下情报收集。这一时期的内核任务是“政治侦防”，重点收集政治情报并打击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柏林政治科迎来了制度化的关键转折。普鲁士当局为了应对革命带来的冲击，对警察系统进行了现代化重组，正式确立了“政治警察”的独立建制。
到了1851年，柏林市警察局局长进一步将原有的安全局正式改制为“犯罪调查部”。这一改制不仅将卧底侦查的范围，从单纯的政治侦防拓展到了普通犯罪领域，也让政治科开始系统性的的监控自由派、民主派及无政府主义等组织。
进入德意志帝国时期，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和工人运动的日益壮大，柏林政治科的规模逐年膨胀。特别是在1878年至1890年俾斯麦颁布《反社会党人法》期间，该机构成为了镇压社会民主党等政治异见者的内核机器。
也是在这一时期，政治科创建起庞大且严密的线人网络，职能也从最初简单的情报收集，全面升级为“预防”、“侦办”和“管控”三位一体。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除了社民党和工会外，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波兰民族主义者等各类政治团体，也都被纳入了他们无孔不入的严密监控之中。
两年前，普鲁士内政部终于批准了一份文档，准许政治科从亚历山大广场的总局大楼里搬出来，迁到不远处，克斯滕街上一栋带有地下室的独立三层建筑里，表面上的理由是“办公空间严重不足”。
事实上，这倒也不算假话，政治科原来的办公室最多塞下三十张桌子，而政治科在迁址前已有上百名的正式雇员，外加数十名临时工和线人。
但更深层的原因，知情者都心知肚明：政治科的工作性质与普通警务不同，它需要更独立的运作空间，更灵活的资源调配，以及最重要的是更少的行为与道德约束。
克斯滕街的那栋楼原本是一家倒闭的纺织厂仓库，砖石结构，墙面灰暗，窗户狭长，从外面上看就象一座小型要塞。
政治科入驻前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做了改造与翻修：一楼是接待处和文档室，二楼是文职办公室，三楼是主管官员的套间和会议厅，地下室则被改造成了审讯室和临时关押间。
整栋楼的楼梯间加装了铁栅栏，每层楼的门都装了锁，只有持有特定权限的人才能在楼层之间自由通行。
表面上看，政治科仍然是柏林警察局的一个下属部门。克莱斯特的正式头衔是“柏林警察局政治科警监”，
但实际运作中，政治科早已经是自成体系。
这其中：它的庞大经费中，很多直接来自普鲁士内政部的特别预算，不受警察总局的财务审查；它的行动指令常常越过柏林警察的高层，直接由内政部或更上层的人发出；它的文档库独立于总局的文档系统，里面存着什么，以及存了多少，红堡那边根本无权过问。
于是，有人曾私下调侃：政治科是“柏林警察局里的警察局”。这个说法不算夸张。通常来说，柏林警察局的执法范围限于帝国首都，只负责柏林市区的治安、交通、户籍、卫生检查等事务；而政治科的执法范围，包括普鲁士王国，并扩展到整个德意志帝国疆域，各地殖民地，甚至国外。
所以，政治科有自己的线人网络，自己的行动小组，自己的交通工具，甚至有自己的医生（或法医）。名义上，政治科还是与警察总局在共享资源，但实际操作中，他们更倾向于找信得过的私人医生或外聘专家，而不是走总局的官方渠道。
1904年的时候，政治科的正式雇员已经超过了两百人。这栋三层砖楼从早到晚都亮着灯，每层楼都有嘈杂的声音在响，每隔几天就有新的面孔出现在一楼接待处。有的是来报到的新人，有的是被逮捕的“嫌疑人”，有的是来领报酬的线人。
大楼的门厅里挂着一块铜牌，上面只刻了一行字：“柏林警察局政治科”。没有任何装饰，没有徽章，没有抬头。
路过的行人看一眼，多半以为是什么普通的政府机构，不会多作停留，也不会知道这栋楼里每天都在发生恐怖事情。
瓦尔特第一次听到“政治科”这个名字，是与霍夫曼的一次闲聊中。那位警长只说了一句：“别管那个鬼地方，不是我们能碰的。”尽管叙述者语气平淡，但瓦尔特依然能感受那种平淡底下压着的一丝恐惧。
后来，他在警局文档室翻阅旧卷宗时，偶尔会看到一些被标记为“转交政治科”的文档，页码被撕掉，内容被涂黑，只留下一行简短的转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