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走廊的尽头，窗户外头是修剪整齐的庭院，冬天壁炉里烧着上好的褐煤，夏天百叶窗半阖着挡住午后过于强烈的日照。

    这个时期的柏林，即便是最热的七八月份，能升到30度的天气根本没几个，更不会出现一百多年后，那种令人窒息的灸热高温。

    他只需坐在那张宽大的红木写字台后面，翻阅驻外武官发来的加密报告，把零散的铁路运力数字或炮兵团驻地标记，誊进一本厚厚的活页夹，偶尔用拿铅笔的左手，完成一份工作总结。

    至于右手，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在总参的一干技术官僚中，谁也犯不着为尉级军官的那只废手，多看上一眼。

    即便十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阴云铺满了全欧洲，英国人、法国人或俄国人的炮弹，也不可能落到柏林，落到自己的头顶。

    大不了等到1918年秋天，德意志帝国那面黑鹰旗从旗杆上降下来的前夜，他就收拾好攒下的几大摞尚未严重贬值的帝国马克，搭上南下的火车，在慕尼黑的罗森海默大街，收购一家名叫“皇家啤酒屋”的咖啡馆，专门等待一位奥地利美术生，哦不，是一名巴伐利亚退役老兵的到来。

    当然，另外一家“贝格勃劳凯勒啤酒屋”也是不错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