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礼拜的时间，已经被分割成三段：三到四天，属于医院的门诊和病房；其馀的，属于红堡的外勤和法医办公室；至于晚上，则留给自己整理报告、翻阅案卷、重新学习。

    偶尔的，瓦尔特也会抽半天时间前往柏林医学院，在门策尔副教授的实验室待上一会儿，以师兄的身份指点几位学弟。至于医学院的助教工作，依然没有下文，好在摆脱了赤贫状态的瓦尔特，已经不再每天都想这件事了。

    今天是周一，一周之中最忙的一天。

    助理办公室他已经很熟悉了，桌面上永远堆着前一天留下的病历和检验单，墨水瓶旁的蘸水笔笔尖总有干涸的墨迹，需要每天清洗。

    尽管在房东那里喝过咖啡，但瓦尔特还是习惯于为自己泡了一杯红茶，在桌前坐下来，用左手翻开第一本病历，在页边写下几行注释，然后推着那辆装满病历夹的小推车穿过走廊，开始一天的第一轮查房。

    每次查房，他都会在每张床前多停一会儿，有些病人的情况他已经很熟悉了，不用翻病历也能说出用药调整的思路，但他还是会翻开看一眼，确认自己没有任何的遗漏。

    下午的医院比上午安静一些，走廊里的人少了，推车的轮子声也稀疏了。如果不需要值夜班，他会在六点之前脱下白大褂，换上深灰色外套，在医院食堂吃完晚餐后，再返回阿尔布雷希特街的住处。

    红堡的地下室法医办公室，已经成了他的第二个办公地点。前几天他也终于见到了自己名义上的主管，柏林警察局的首席法医，阿多诺博士。

    那是一个身形消瘦的中年男人，五十岁上下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深灰色头发没有梳理，随意垂在额前，外套永远都是皱巴巴的，袖口沾着几处暗褐色的旧渍，领结松垮地挂在脖子上，手里习惯于攥着一只镀银的扁酒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