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稅率不同，民重稅，吏薄稅，士不稅，這使得吳國稅制更加繁瑣，給了基層官吏更多上下其手的空間。

    孫吳內部從未設定一個固定不變的畝稅率，而是每年都根據戰爭預算開支、宮廷用度等財政需求，重新劃定徵稅比例與稅率。

    當孫權需要籌備北伐西征，熟田比例便會大幅提高，就跟直接從百姓口袋裡搶錢沒甚區別。

    這套制度賦予了孫吳極大的自由裁量權，能根據需要隨時從民間抽取海量資源，但代價是徹底犧牲了百姓的穩定預期。

    這與大漢東征之前，提前徵幾郡一年的賦稅，然後接下來兩年每年半稅的制度是大大不同的。

    這是竭澤而漁，百姓永遠不知道明年自己耕種的土地會被劃為熟田還是旱田，永遠不知道稅率會被定為多少，長期規劃純屬放屁，誰也不知道自己明年會不會餓死。

    於是，大量自耕農被迫『自願』將土地投獻給豪強，成為隱匿在其塢堡莊園內的佃戶私奴。

    至少豪強的剝削雖然沉重，卻往往比孫吳年復一年、毫無規律的橫徵暴斂更容易預測。

    這就是為什麼南郡在編戶口會從關羽時代的近二十萬口，銳減至如今的八萬餘口。

    那些消失的戶口，並非全部死於戰亂與疫病，更多的是隱匿在了豪強宗俚那f園裡。

    “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必須要讓我大漢的編戶全部擁有屬於自己的田宅。”劉禪最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