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幢大楼。六层楼，花岗岩外墙，拱形窗户，门廊的柱子是科林斯式的，雕著莨苕叶纹。大堂里铺着大理石地面，挂著水晶吊灯，前台的服务员穿着西装，操著流利的英语。

    他在小站住了六年，住的是砖瓦房，睡的是木板床，用的是油灯。每次到上海，都像是穿越了时空。

    办好入住，陆铮和陈有才上了三楼。房间不大，但布置得很精致——西式大床，丝绸被褥，红木家具，窗台上摆着一盆兰花。推开窗户，可以看到南京路的街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陆铮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一切。黄包车夫拉着车在街上飞奔，报童举著报纸喊著“号外号外”，巡捕吹着哨子指挥交通，外国水兵搂着中国姑娘走过。街角的咖啡馆里飘出爵士乐，隐隐约约，断断续续。

    陈有才站在他身后，没有说话。

    “有才，”陆铮忽然开口，“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

    “东家，您想到什么？”

    “小站。”陆铮转过身，看着他，“小站的操场上，士兵们光着膀子练刺刀。冬天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冻得手都伸不直。他们一个月拿几两银子的饷，家里好几口人要养活。他们不知道上海长什么样，不知道什么是爵士乐，不知道什么是大理石地面。”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来。

    “他们用命守着的这个国家，它的最繁华的地方，是洋人的租界。这里的一切，跟他们没有关系。”

    陈有才沉默了片刻。

    “东家，您说得对。但这不是他们的错。”

    “也不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陆铮转过身，又看着窗外，“但这是事实。小站的士兵，直隶的农民，河南的百姓——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着，死了，埋葬了。而这片土地上最好的地方，不是他们的。”

    窗外，南京路上依旧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黄包车夫拉着车，洋行的职员夹着公文包，巡捕房的印度巡捕吹着哨子，外国水兵搂着中国姑娘走过。没有人注意到，三楼窗户后面，有一个从北方来的军官，正用另一种眼光看着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