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在罗马安顿了下来。
他租了一间能看到台伯河的公寓，窗外是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窗内是一张旧书桌、一台打字机和一瓶柠檬利口酒。
他曾在西班牙内战的前线见过意大利志愿者，在加勒比海上追过意大利商船队，如今他选择住在这座被蓝旗环绕的城市里。
每天早晨在教堂钟声中醒来，用手指敲击打字机键盘，写下他关于核时代的第一个短篇。
随信寄出的手稿开头写着：
“那颗炸弹落在吴港的时候，我正在一艘穿越印度洋的货轮上，天亮得象上帝撕开了海面。”
“一个水手问我这是不是世界末日。”
“我说不是，末日应该比这更安静。”
他给远在巴黎的朋友加缪写信，说罗马不象战后的巴黎那样满是审判和争吵，这里的人似乎更关心面包和橄榄油，而不是意识形态。
海明威欣赏意大利女王推动欧洲联合的务实，但也从不掩饰对任何强权的警剔。
他曾对来访的意大利记者说：
“女王是我见过的最清醒的统治者，但你千万别告诉她我说过这句话，我可不想成为她的棋子。”
1943年初，他的短篇集《末日之光》在罗马出版，首本寄给了奎里纳尔宫，扉页上印着给刻律德菈的题词：
“致女王陛下，您结束了战争，这本书是关于战争结束之后的事。海明威。”
刻律德菈收到书时翻开扉页看了一眼，然后对海瑟音说：“他把我当成一个值得警剔的君主，又把书题献给我。”
“这是他表达敬意的方式，一边敬礼一边举着拳头。”
同年，加缪在巴黎左岸的咖啡馆里抽着烟，面前摊着刚出版的《局外人》校样。
这部小说在欧罗圈引起了巨大轰动。
战后的年轻人在默尔索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在一个被意识形态争吵撕裂的世界里，一个拒绝表演的人反而被视为异类。
加缪对来访的意大利记者说，“核武器将人类的荒诞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吴港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活在随时可能被一颗炸弹从地球上抹去的可能性里，这比任何哲学都更能让人质疑存在的意义。”
他频繁往返于罗马和巴黎之间，参与知识分子圆桌论坛，密切关注巴以分治和印度独立运动。
对罗马联盟的一体化进程，他既不热烈支持也不全盘否定。
他只是表示，欧洲需要团结，但团结不应该以丧失批判精神为代价。
在罗马的一座
这位从超现实主义运动中叛逃的西班牙画家，正沉迷于将古典地中海美学与核爆意象融合在一起。
他为刻律德菈女王绘制过一幅肖象：
画面中的女王白发如瀑，手中握着一枚水晶王棋，背后是地中海的蔚蓝海水，而海平在线方悬浮着一朵蘑菇云。
他用极细的画笔在蘑菇云的褶皱里藏了一个极小的人影——一个仰着脸、张开双臂的女人。
没有人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海瑟音有一次在宫廷画展上看这幅画时，注意到了，然后她问刻律德菈说：“他在云里藏了一个人，是想要飞上去的，还是被炸下来的？”
刻律德菈回答：“也许是两者。”
毕加索拒绝了迁居罗马的邀请，继续留在巴黎。
他停止创作纯粹的反法西斯主题作品，转而画了一系列以核恐惧为主题的素描——扭曲的人体、破碎的建筑、像蘑菇云一样升腾的鸽子。
他对罗马联盟的文化合作邀约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不愿艺术成为意大利地缘政治的宣传工具。
他曾在画室对加缪说：“达利在罗马给女王画象，我在巴黎画鸽子，鸽子会飞，画象不会，这就是我们的区别。”
他将刻律德菈新政时期的救济站故事写成了短篇小说。
毕竟卡尔维诺虽然拥护刻律德菈的欧洲集成构想，但他试图构建一种“泛地中海文明”的文学叙事，不是帝国的史诗，而是港口的故事——
即每一个水手、码头工人和难民都可以成为主角。
他的镜头不再对准战场，而是对准菜市场和港口，如退伍兵在街角卖柠檬，码头工人用欧罗工资给女儿买新鞋等等。
温和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他同时也保留着独立批判视角。
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欧罗让我的女主角能买到西班牙橄榄油和希腊奶酪，但电影不应该只拍橄榄油，还要拍那些生产橄榄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