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的罗马阴冷潮湿，台伯河上飘着一层薄雾，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在雾气中若隐若现。
距离加冕已过去四个月，钟声与欢呼沉淀之后，新女王面前摊开的已不是政敌的罪证，而是前任留下的整个国家的账本。
墨索里尼的遗产比他的罪行更难清理。
他不是输掉了一场战争后才垮台的，他在垮台前就已经输掉了义大利的经济，只是没有人在统计表上签投降书。
法西斯党掌权十三年，留下的是一个靠动员令和配给制勉强维持运转的空壳。
1935年秋天的战争动员消耗了国民预算的巨大部分，陆军部年底的统计数据表明，光是东非远征军的海运集结就吞噬了全年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一。
大量外汇被用于从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特种钢材以制造弹药，而这些弹药现在堆在厄利垂亚的仓库里，从未被发射过。
一月五日，奎里纳尔宫小会议厅。
刻律德菈召集了她登基以来第一次正式的内阁经济会议。
与会者包括财政大臣蒙蒂、工业大臣阿奎斯蒂伯爵、农业大臣本迪尼，以及巴多里奥元帅——他今天代表的不是陆军，而是军方对军工开支的全面说明。
巴尔博和梅塞也列席，会议桌分别靠着空军与陆军的账册。
翁贝托坐在妹妹左手边，面前放著那不勒斯军团冬训的后勤报表——这是他自那不勒斯亲王册封后首次以内阁成员身份出席经济会议。
财政大臣蒙蒂率先起身，他年至五十余岁，拥有都灵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背景和一张在数字面前从不会笑的瘦脸。
他在黑板上画了几条线，每条线都代表着义大利经济在过去一年中的走向——向下，或者急剧向下，或者平稳一段后突然折向下方。
只有一条线爬升得刺眼：军费。
统计科用炭笔手绘的曲线图被钉在黑板上，军费曲线在8月27日所有数据截断处用蓝墨水标了一个单字——“停”。
“陛下，”
蒙蒂的声音干涩而精确，“到去年12月底，国家财政赤字已超过全年税收总额的将近两成。”
“军工订单占工业总产值的四成以上，但大部分集中在重型火炮和军用卡车生产线上，这些生产线一旦停摆，下游数以千计的零件供应商将面临倒闭潮。”
他停了一停，“更糟的是失业率——战争动员令取消后，至少十五万已征召入伍的工人被退回原籍，而他们的工作岗位早被法西斯党部的‘政治可靠人员’顶替了。”
“目前全国完全失业人口已突破百万，局部地区的面粉价格比三个月前上涨了四分之一。”
阿奎斯蒂伯爵接着开口，摘下单片眼镜擦拭镜片时发出细微的摩擦声，“陛下，法西斯时期的扩军工程，那些半截子机场、未完工的防弹堡、没装引擎的轰炸机等等耗费了国家未来至少两年的基础建材配额。”
“这些工程当初拨款时没有经过任何可行性论证，只是墨索里尼一句话。如今它们全都停在那里，民间的建筑工头管它们叫‘墨索里尼的废墟’。”
巴尔博补充了一句，并将手上的空军账册往前推了数寸，“陛下，说实话，就算墨索里尼不下台，空军也撑不住那条补给线。他把最新的战斗机图纸锁在保险柜里，只是为了不让德国人知道我们缺钱。”
农业大臣本迪尼最后一个发言，“陛下，农业的状况同样不乐观。法西斯时期的‘粮食自给自足运动’实际上是用补贴强撑的虚假繁荣。”
“小麦收购价高到离谱，农民被要求将所有余粮上缴国家粮仓，但粮仓的储存条件极差，去年秋天在坎帕尼亚，超过一成库存因透雨霉变报废。”
“而现在，我们甚至拿不出足够的种子化肥配给春季播种。”
刻律德菈静静听完，窗外的雾气还没散，台伯河上偶有驳船的汽笛声，她将手杖轻轻点了一下地面。
“扩军工程还剩多少没花完的预算被冻结在中途？”
蒙蒂翻开账册，“大约三分之一的拨款尚在财政部账户上，但已签过合同，无法撤回。”
“无法撤回的，转为违约金赔付，终止合同。剩下的叫停，省下来的资金转入一个专设账户。”
“宫廷开支由维吉妮娅负责削减，非必要项目暂停，节约的钱一样转入同个账户。”
“巴尔博副首相，你刚才提到他把战机图纸锁进保险柜，那些未被量产的原型机资源，立即清点，和剩余军工产能合并为转产原料的一部分。”
“另外，今天下午，我要见到新的土地租赁条例草案，将闲置田亩分配给退伍士兵。”
农业大臣本迪尼的笔在纸上顿了一下，墨水洇开一小团。
他没有料到自己只发了一次言，方案就被直接从“讨论”推进到“下午交稿”。
上午会议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