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课是每周三次。
费拉里教授很快发现，刻律德菈对象棋的理解方式与常人不同。
大多数棋手——无论是初学者还是大师——思考的是“如何赢”。他们会计算步数，推演变化，寻找对手的破绽。
这是正常的、正确的下棋方式。
刻律德菈思考的是“如何让棋盘达到它应有的形态”。
她下棋像在整理一间乱了的房间。
不是攻击，不是防守，不是计谋，而是——归位。
每一个棋子都应该在它应该在的地方，整盘棋应该呈现出一种平衡的、和谐的、符合某种内在法则的形态。
当她达成这种形态的时候，胜利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到来。
“您下棋的时候，像是在执行某种规则。”费拉里教授有一次这样说。
刻律德菈正在收拾棋盘上的棋子，她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将象牙棋子一颗颗放回木盒里。
“规则本来就存在，”她说，“我只是把它找出来。”
费拉里教授后来把这句话记了很多年。
1922年的夏天，义大利的政治气温比罗马的八月还要灼热。
法西斯党的黑色衬衫像潮水一样在北部平原上蔓延。墨索里尼的名字从报纸的边缘爬上了头版，从被人嘲笑的对象变成了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
十月底，国王做出了那个将改变一切的决定——当法西斯武装向罗马进军时，他拒绝签署戒严令。
墨索里尼被任命为首相。
奎里纳尔宫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没有人公开讨论这件事，但每个人都知道，有什么东西正在发生改变。
刻律德菈七岁了。
她站在书房的窗前，看着罗马城的方向。手杖握在手中，水晶王棋抵著掌心。
她刚刚结束和费拉里教授的棋局——今天她第一次在正式对弈中战胜了教授，用了一手弃子攻杀。教授摘下眼镜，看了很久的棋盘，然后说：“殿下赢了。”
她没有笑。
因为她知道，在棋盘之外，另一场更大的棋局刚刚开局。她的父亲刚刚走出了一步棋——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这步棋在历史书上被反复分析、争论、评判。
有人说是为了避免内战，有人说是向法西斯投降，有人说那是萨伏依王朝覆灭的开始。
而她站在这里，知道这一切，却什么都做不了。
七岁的身体太小了。
手杖在她手中微微握紧。
1923年，刻律德菈八岁。
这一年，费拉里教授开始在象棋课之外，给她讲授法学基础。
不是那种给儿童准备的公民教育，而是真正的法学——罗马法的基本原理，查士丁尼法典的体系，自然法的概念。这些东西本不该教给一个八岁的孩子，但费拉里教授已经不再用“应该”来衡量这位学生了。
“法是什么？”他在黑板上写下这个问题。
刻律德菈思考了一会儿。
不是孩童那种绞尽脑汁的思考，而是一种安静的、向内探寻的停顿。
“法是秩序。”她说。
“谁的秩序？”
“事物本来的秩序。”
费拉里教授放下粉笔，“殿下的意思是，法不是被人创造出来的，而是被人发现的？”
刻律德菈看着他，那双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让老教授感到心悸的清澈。
“我不知道。”
她说，这是她少有的说“不知道”的时刻，“但我觉得有些规则，在人们写下它们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人们只是把它们写下来，然后叫它们‘法律’。”
费拉里教授沉默了很久。
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今日授课，殿下论及法的本源。其言如古之哲人，非幼童所能道。然其神情坦荡，并无故作高深之态，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件理所当然之事。此女将来，必非凡品。”
写完之后，他划掉了最后一句，改成：“此女将来，不知其所止。”
1924年的春天，费拉里教授带来了一副新的棋盘。
那不是标准棋盘，而是一副“三人象棋”——在六边形棋盘上，三方势力互相博弈的变体。他本想用这副棋盘来训练刻律德菈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
刻律德菈看了棋盘很久。
然后她问：“为什么是三方？”
“这是三人象棋的规则设计，殿下。”
“我不是问这个。”她伸出手，指著六边形棋盘上的格子，“我是问，为什么真正的棋局只有两方？”
费拉里教授愣住了。
“黑白，敌我，胜负。”刻律德菈的声音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