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末，马德里的市面上开始流传一位落魄贵族华丽变富的故事。
它的讨论热度丝毫不弱于莱昂法院对纵火犯及其从犯的审判程序激活，还有坎波玛内斯向议会提交的《人头税改革案》。甚至在贵族的沙龙宴会里，贵族们也会聊起他，纷纷对这位故事的主人公发出邀请函，使得他在马德里的上层阶级的圈子里，也成为了一位名人。
只不过，格里格奥枢机此时无暇关心这位“名人”。虽然西班牙教会已经和帕哈雷斯神父断绝关系，但是这并不代表国王和政府会轻放这个事情，一些想要继续削弱教会影响力的人，总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的机会。
教育大臣德门多萨就对修士的教育体系和教会对人员的管理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他认为教育部有必要将那些培养修士的修道院也一并纳入教育部，并定期考察这些毕业后修士的资质。
因为根据1790年的教会方案，教会学校已经纳入教育部的监管，但是专门培养和教育修士的修道院，却不在名单里。
“修道院是作为传教士训练的场所，它们有教育之实，却无教育之名。它们对帕哈雷斯神父事件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教会没有一套完备的制度来防止那些传教士违背上帝的初愿。因为他们的疏忽，所以才出现帕哈雷斯神父假借上帝的名义，鼓动社会犯罪的事件。”
不同于1790年，德门多萨并不孤单。因为在教会内部体系里，耶稣会会长费霍神父也向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发出邀请，共商修道院教育的问题。费霍神父公开在报纸谈及将现有各修会名下用于教育修士的修道院合并在一起，成立修道院学校。
费霍神父枚举一系列好处：“修道院学校成立后，不仅可以方便管理，更是可以降低修会之间的恶性竞争关系。而且大小不一的修道院教育资源集中，不仅对内可以教育修士，对外也能加强地方教育的事业。”
只不过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都拒绝了耶稣会的请求，不仅仅是因为耶稣会会占他们的便宜（耶稣会的修道院只有一座），更是因为他们担心日后修士的毕业，岂不是要经过教育部的首肯。毕竟教会学校是明文规定要划入教育部的管理。虽然教会学校的校长，或是老师还是那些教士，但是教会学校的毕业证颁发都需要有教育部的盖章，并由教育部发出。修道院变成学校的话，自然不会成为一个例外。
两个修会的会长都跑到托莱多大教堂，找上格里格奥枢机。他们的到来，让这位头痛的枢机，更加头疼。
而让枢机一开始头痛的原因，正是发生在法国境内的非基督教化运动。
相比于那些对布里索派倒台而幸灾乐祸的同僚，格里格奥枢机还是很偏向布里索派的。毕竟布里索派对宗教采取宽容情绪，虽然反教会，但是信仰和教堂是被保留的。
可是随着山岳派掌权，这一切都在变化，而变化的标志就是巴黎街区的议会关闭了首都的所有教堂。西班牙在巴黎的公使馆并不关注这个事情，但是格里格高枢机却无法不在意。他不敢想象一个无神论的国家真的诞生那一刻，西班牙会遭遇什么！
枢机此刻看着在他面前诋毁费霍神父是叛徒的两位修会会长，语重心长地回复道：“看来我需要再走一趟马德里了。”
而另外一边，那位在马德里贵族圈子里家喻户晓的那位名人，此刻正拿着拜帖步入马德里皇宫的广场大门。
阿方索和特蕾莎此刻正在闲聊这位名人的传奇故事，说起来，那位还是落魄的大贵族。没错，大贵族也有落魄的时候。18世纪虽然是贵族的时代，但是破产这词对于贵族而言并不陌生。
歌舞，赌博和财富攀比是宫廷贵族（能见国王面的贵族）的生活，他们是马德里商品经济的一大支柱。不过这种奢靡的开支毁掉了不止一个贵族家庭。
切尔西伯爵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家族是早年跟随费利佩五世入主西班牙的法国南部贵族。一个世纪下来，他们因无法支付帐单，而不得不变卖家产。如今只能离开马德里，靠着种植一小块土地和权贵的慷慨来维持基本的生计，虽然是大贵族，但是普通农民没什么两样。
根据卡洛斯三世在1780年代对没落贵族的清除运动，诞生了一部有关穷困潦倒并有身份污点（法律问题，债务问题，道德问题）的贵族将不在拥有贵族称号的法律。虽然切尔西伯爵虽然没有到穷困潦倒，但是他身上依旧背负祖辈的债务，显然离这一步也不远了。
为此，1791年老一代执拗歧视商业贸易的切尔西伯爵死后，新一代切尔西伯爵做起了贸易商（1766年卡洛斯三世废除禁止贵族参与商业活动的法令）来摆脱未来的命运。不同于同行的大家集中扎堆在美洲贸易，切尔西伯爵变卖了家中最后的土地，获取一笔活动资金，借助父亲留下的贵族关系网，展开了与共和法国的北方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