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科医院就更不用说了——精神病院那个地方左向东去看过，窗户上糊着报纸，被褥硬得能站起来，病人穿着统一的灰布褂子，在院子里晒太阳，象一群待宰的羊。

    “陆军总医院，改为华北军区医院。”左向东说，“牌子换一下，由我们军区卫生部进驻。”

    他想了想，又说：“其他的医院，接管之后要彻底改造旧的医疗体系。原本只给权贵服务的公立医院，全部转为面向平民的公共卫生机构。”

    鲍景恒点头，他刚要说资产清点的事，左向东已经接上了话。

    “资产清点，房产逐项登记造册，一砖一瓦都不能漏。”左向东的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立刻开始复业，原本的医护人员按照原本的薪酬留任。能干活的留下，不想干的发路费走人，不勉强。但留下来的，活儿得干。”

    他顿了一下，目光扫了一圈在场的人。

    “咱们不是来拆台的，是来搭台的。”

    这话说完，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左向东没再往下说，靠在椅背上，脑子里转着另一个念头。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里做差不多的事——只不过换了个方式。

    农村是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城市是把权贵占着的医疗资源还给老百姓。

    穿越之前，左向东对这些东西没有太深的感受。

    他在印度做仿制药，在缅甸摘器官，那是另一套逻辑。

    有钱你就治病，没钱你就等死。医院不是慈善堂，大夫不是活菩萨。

    你要换肾，先交钱，不交钱就排着队等，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你交得起钱的那一天。

    如果始终交不起，那就一直等，等到死。

    那时候他觉得这是正常的。市场经济嘛，你不创造价值，凭什么享受资源？

    穿越之后，他在陕北看到了另一种东西。

    白求恩是从加拿大来的，不远万里，不要钱，不要名，背着药箱在战场上钻来钻去。

    给老百姓看病不收诊费，给伤员动手术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后来他死在中国，临死前写了一封信，说得最多的不是自己的病，而是“我在这里非常快乐”。

    左向东那时候不太理解。

    后来慢慢理解了。

    不是因为白求恩是圣人，而是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本身，就让人快乐。

    你看着一个人从血泊里站起来，看着一个孩子退了烧不再抽筋，看着一个干了一辈子活的老农民第一次对自己笑了——那种感觉，比在印度做仿制药赚到的每一分钱都值。

    所以左向东穿越之后，一直在这个系统里待着，没想过离开。

    不是因为忠诚，是因为值得。

    延安时代，白求恩带他们去给老乡看病，有个老太太病了三年，躺在床上起不来，家里穷得叮当响，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

    白求恩看完病，开了药，临走的时候把自己的干粮口袋解下来，塞到老太太手里。

    老太太攥着口袋，说不出话，眼泪一直流。

    左向东在边上看着，心里头堵得慌。

    后来白求恩走了，他问了一句：“老师，你把干粮给了她，你吃什么？”

    白求恩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话：“你今天不吃一顿饭，不会死。她不吃这顿饭，可能就撑不过今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