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了快十二年。
现在他坐在这张长条桌前，穿着军装，面前摊着北平城的接管方案，脑子里翻来复去就是白求恩当时那句话。
不是煽情，是说事儿。
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看不上病，这是现实。
你把这个现实改了，就是干了实事。
别的都是虚的。
他把思绪拉回来，翻了一页笔记本。
“制药厂呢？”
毕云良接过了话头。
他翻了翻面前的材料，逐项汇报：“北平中央防疫试验处、北卫生材料厂、中央卫生实验北平分部、联勤第五补给区制药厂、军马防疫所、利华化学大药厂，目前都已经完成了接收，正在清点设备和库存。”
左向东听着，手里没停，在笔记本上写了几笔。
利华化学大药厂。
这会儿还是民族资本，老板姓黄，早年留学德国，回来办了这家药厂，专门生产磺胺和部分抗生素原料。
这种厂子，现在是受保护的。
党的政策很明确——民族资本，只要不捣乱，不破坏，不搞特务活动，就给你留口饭吃。
不光吃饭，还要扶持，要发展，要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
这四个字在左向东脑子里跳了一下。
“老毕，”左向东放下铅笔。
毕云良抬起头。
“百草厅的情况，你给我说说。”
毕云良放下材料，脸上露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表情。
百草厅。
这俩字从他嘴里说出来，跟别人说出来不一样。
别人说是个药号，他说出来，带着半辈子的分量。
毕云良是百草厅的二掌柜。
不是挂名的那种，是实打实从学徒干起来的。
十七岁进百草厅，从扫地、晒药、切药片子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干了二十多年，熬到二掌柜。
百草厅的角角落落，哪间库房放着什么药，哪条渠道通着哪个药材商，哪个大夫的药方开得最地道，他一清二楚。
后来华北城工部发展了关系，他入了党，以二掌柜的身份做掩护，在北平城里活动了十多年。
这十多年，他一边给百草厅管帐，一边给组织送情报。
药商的渠道送药材，也送电台。
跟掌柜的去天津谈生意，顺便把国民党驻军的布防图带出来。
百草厅的人都知道毕云良能干，但谁都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
包括白景琦。
左向东知道这个人。白景琦，百草厅的掌柜，京城药行的头面人物。
这人是个老少爷，怎么说呢？打小儿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从年轻时候就是一代愤青。民国了，他骂军阀。鬼子进城了，他骂汉奸。国民党来了，他也不待见。
不是因为他懂什么主义，而是因为他这人，骨子里头有股子劲儿——他看不得洋人欺负中国人，看不得当官的欺负老百姓，看不得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耍横。
这种人，在旧社会叫“侠义”，在新社会叫“觉悟”。
他不是被谁教育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就跟地里的野草似的，没人浇水，没人施肥，自个儿就拱出来了。
抗战那几年，百草厅给八路军送过药。不是毕云良做的工作，是白景琦自己的主意。他说鬼子占了北平，咱们总不能还跟鬼子做生意吧？那不成了汉奸了吗？
就这么一句话，他亏了三年的买卖。
“白七爷这个人，”毕云良斟酌了一下用词，“是个性情中人。”
左向东差点没笑出来。
性情中人。这话说得含蓄。
白景琦要是听到这个评价，大概会喷一口老烟：“什么叫性情中人？老子就是看不惯那些王八蛋，怎么了？”
毕云良又说：“他有个孙子，叫白占元。”
白占元。
左向东脑子里转了一下这个名字。
老毕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白占元，这其中的逻辑也就很清淅了。
一个想要进步的青年，入了党，然后发展了自己的伙计，既隐蔽又保险。
“白占元现在在哪儿？”左向东问。
“在天津，”毕云良说，“这孩子的觉悟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早在1946年就入了党，在学运里头表现很突出。天津局对他评价很高，是个好苗子，能不能把他从那边调回来？”
左向东靠在椅背上，手里的铅笔又转了一圈。
白占元，百草厅的少东家。
南开大学化学系。
早早就入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