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的季试策论定在五月十二日，地点在弘文馆正堂，这是惯例。每年春夏之交，弘文馆会组织一次公开的策论比试，诸皇子、宗室子弟及国子监中成绩优异的学生均可报名参加。虽说是“比试“，但从不排名，不录等第，只是由几位大学士阅评后呈报太宗御览。可满长安的人都知道，那份卷子被呈到御前的那一刻起，高下就已经分出来了。
李恪在报名截止前一日才递了名帖。他去的时候弘文馆的博士已经准备收档了，见是他来，博士面上掠过一丝意外——毕竟数月来吴王以伤后静养为由几乎从弘文馆绝迹，此番忽然报名季试，倒让人摸不清路数。博士接过名帖时多看了他一眼，但什么也没问，只将名字录入了册子。
消息很快传开。吴王报名季试这件事，在长安城的大小茶肆中大概只值半盏茶的谈资，但落在有心人耳中便有了不同的分量。当日午后王德便回报说，魏王府那边的人知道此事后反应是“哦“了一声，便无下文；东宫那边更是连反应都没有。
李恪对这个反应很满意。一个被所有人遗忘在角落的人偶尔冒一次头，连涟漪都激不起来，才是最安全的出场方式。
到了策论那日，弘文馆正堂中摆了三十余张矮案，案上笔墨纸砚齐备，编了号。李恪到得早，在最靠后的一排案前坐了下来。落座时他扫了一眼全场——李泰的座位在前列正中，案上铺着一张空白的卷纸，纸面雪白，旁边摆着一方端砚和几支笔管，每一支都像是提前挑过的。李泰本人还没到，但那方砚台和笔管的整齐摆放本身就是一个宣告。
李承乾没有来。东宫送来的名帖上写的是“太子殿下近日腿疾加重，医嘱静卧，不便执笔“。李恪看到那张名帖时心中微微动了一下——腿疾加重，是真的加重了，还是李承乾自己选择了“不必参加“？他倾向于后者。一个越来越沉默的太子，正在用缺席来回避一切可能暴露短板的机会。可缺席本身也是一种暴露。
临近开试时，孔颖达亲自来了一趟，在堂前站了站，目光扫过各人的案面，在李恪的方向停了一瞬。那位老学究的面容依然清癯严肃，那双眼睛从李恪身上掠过时带了一丝探究的意味，但终究没有走过来说什么。
铃响三声，策题被当众拆开。执事博士将题目抄录在堂前的木牌上，露出两行墨字：
“论守成与创业之难。“
这是个老题目。贞观朝以来的策论中此题出现了不下十次，几乎每次出题都会有人对此大加阐发。从“居安思危“到“治大国若烹小鲜“到“创业易守成难“，各家的角度和词藻已经被翻来覆去写了无数遍。可正因为题目老，才最能对比出高下——同样一碗水，有的人端出来是清泉，有的人端出来是白水，高下立见。
李恪提笔蘸墨时，脑中几乎是同时涌出了三篇文章的轮廓。
第一篇引经据典，从《尚书》的“居安思危“到《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纵贯先秦两汉，将守成之难置于三千年治乱循环的大尺度中论述，结构宏大，格局开阔。这篇文章若写出来，孔颖达必定拍案。
第二篇切入角度更刁，从秦汉制度的更迭与损益入手，将“守成“定义为“在既定轨道上微调的能力“，以萧规曹随为主轴，结合贞观朝近年来的律令修订实例，论证守成之策的关键在于“知变而不变其本“。笔锋锐利，观点鲜明，足以令在座博士刮目。
第三篇最务实，结合了国子监近三个月来公开的河北水患奏报数据，提出了具体的赈灾与堤防修缮方案，论点扎实、引证详实，一看便知花了大量工夫查阅工部旧档。
三篇，任何一篇写出来，都足以让吴王李恪在弘文馆中重新回到从前那个“文有风骨“的评价线上。他的脑海中那三篇文章的架构、论据、词句几乎已经成型，只要笔落在纸面上，就能自然而然地流出来。那是他前世多年的阅读积累和原身本身的文才底子融合后的结果，不需要刻意去想，只要有题目，笔就会自己走。
但他今晚要做的，是不让笔自己走。
他深吸一口气，闭了一下眼，将那三篇已成型的文章一一压回意识的底层，然后重新睁开眼，提笔在卷纸上落下了第一行字。他选了一条与那三篇完全不同的路——他重新写了一遍太宗在贞观三年某次朝会上说过的一段话，关于“守成之难，当思与创业之难并重“的那一段。他几乎一字不改地复述了太宗的原文，只在个别地方做了最轻微的词序调整，确保那段话以“转述“而非“引用“的形式出现。
他写得很慢。每一笔都在刻意收敛锋芒，每一个转折都避开任何可能引人注目的角度。他甚至在某处引文时故意将“贞观“写成了“贞德“，然后划掉重写，留下一道不甚干净的涂改痕迹。
旁人写策论时巴不得让阅卷者看到自己文思泉涌、一气呵成，而他在这道卷子上留下的每一个细节——涂改、停顿、平铺直叙的措辞——都在告诉阅卷者：这个人写得并不轻松，这篇文章并不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