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看，它只是城市边缘一块不起眼的旧镇区，临河，靠山，早些年靠水产、瓷砖厂、五金作坊和小码头活着。后来岭湾向东扩张，金融大道、高新区、东岸新城一路铺开，南湾便像一枚被时代潮水冲到岸边的旧贝壳，仍在，却不再被人拾起。
周砚白小时候常来这里。
那时父亲周明德还在南湾信用社工作。信用社营业厅很小，门口两级水泥台阶，一到雨天就长青苔。柜台是老式防盗玻璃，玻璃下方开一个半圆形传递口，存折、现金、印章和人的一生积蓄，都从那个小小的口子里进进出出。
父亲总是很晚下班。
有时天黑透了，他才骑着那辆旧摩托回家，后座捆着一只帆布包，里面装着贷户资料、走访记录和一把掉漆的算盘。母亲埋怨他把公家的事背回家，父亲就笑，说账不算清，觉睡不踏实。
周砚白曾经不理解。
现在他坐在去南湾的车里，看着车窗外一排排褪色招牌和潮湿旧楼，忽然明白，有些账不是在纸上没算清，而是在人心里没算完。
许清禾坐在副驾驶，膝上放着一个文件袋。
昨夜那张旧照片已经被打印出来，夹在最上面。照片里，年轻时的周明德穿着信用社制服，站在门口，脸上有一种局促而朴实的笑。他旁边的许怀远戴着眼镜，神情温和。更年轻的顾沉舟站在边上，还没有后来电视新闻里的从容气度，眉眼锋利，像一把刚出鞘的刀。
三个人站在同一张照片里。
这让车内的沉默显得格外沉。
周砚白握着方向盘，问：“你父亲以前在南湾工作过？”
许清禾看着前方。
“资料里没有写。他公开履历从市金融办开始，再往前只有几句很简单的基层经历。我小时候问过，他说年轻时在基层跑项目，没什么好讲。”
“我父亲也很少提南湾信用社以前的事。”
“也许他们都觉得过去已经过去了。”
周砚白没有接话。
车驶过一条老街，路边早市还没完全散。卖菜的老人收着塑料棚，水盆里几条鱼翻着白肚，豆腐摊旁边有一只黑猫趴着舔爪子。街角一家早餐店仍在冒热气，蒸笼里白雾腾腾，几个穿工服的中年人蹲在门口吃粉，裤脚沾着泥。
这是金融报表里看不到的岭湾。
没有资本、没有并购、没有风险敞口，只有一碗粉、一辆电动车、一份日结工钱和一张不敢逾期的贷款还款计划。
许清禾忽然说：“我父亲出事后，我母亲把家里所有和他工作有关的东西都烧了。”
周砚白转头看她。
她仍然看着前方，语气很淡。
“她说，人都没了，留那些干什么？留着只会让人想不开。可我知道，她不是不想留，是怕。”
“怕什么？”
“怕哪一天又有人找上门，说这些东西是证据。”许清禾低声说，“一个家庭被调查过一次，就很难再相信门铃只是门铃。”
车内静了片刻。
周砚白说：“对不起。”
许清禾看他一眼。
“你不用替谁道歉。至少现在不用。”
这句话很冷，却没有敌意。
车在南湾旧信用社门口停下时，上午九点刚过。
原来的信用社已经改成了一家婚庆用品店。门头刷成艳俗的粉红色，橱窗里摆着假花、气球、红色喜字和几套落了灰的婚纱。门口水泥台阶还在，只是边角裂了，青苔被人铲过，留下深浅不一的斑痕。
周砚白站在台阶下，恍惚看见很多年前，父亲蹲在这里修一辆掉链子的自行车。一个老农站在旁边，手里攥着贷款本，嘴里不停说着什么。父亲一边修车，一边点头，像听的不是闲话，而是一份重要报告。
许清禾走到门口，看着那块被新招牌盖住的旧墙。
“这里以前就是南湾信用社？”
“嗯。”
“你还记得里面什么样吗？”
“记得。”周砚白说，“进门左边是柜台，右边有两张长椅。墙上挂着利率表和储蓄宣传画。后面有一间小办公室，我爸常在那里接待贷户。夏天很热，电风扇转起来咯吱响。”
婚庆店老板娘从里面探出头，看他们站着不动，笑着招呼：“看婚庆吗？结婚布置、满月酒、乔迁都做。”
周砚白回过神。
“不好意思，我们找人。”
“找谁？”
“陈泊远。”
老板娘脸上的笑收了些：“陈叔？你们是他什么人？”
“晚辈。”
老板娘上下打量他，似乎在判断真假。
“陈叔现在住后街，老供销社那边。身体不太好，你们别刺激他。”
周砚白心里一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