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旺，武丁那时候一回祭祀，就能宰杀几万头牛羊，家底厚得很。铸铜、制玉、制骨、酿酒、制陶，各行当都分了出来，司母戊鼎、四羊方尊那样的重器，工艺精巧到了极处，便是再过千年，瞧着也叫人惊叹。市井里头海贝当钱使，专门跑买卖的商人也出现了；先民还琢磨出了十进制，甚至能演算出二进制的门道，祭祀择日、修城建寨、调度物资，全靠这些算学本事。上古先民的聪慧，到了商代，算是全迸发出来了。

    第三样便是治国的法子。夏朝那套，说白了就是部落大头领带着小头领过日子，世袭制是立起来了，可朝堂上官职寥寥无几，管政的、管兵的就那么几个人，没有层层分级的官府，也没有成型的律法，相传的《禹刑》也就几条简单的刑罚。四方方国内政自己说了算，夏王从不插手；打起仗来才临时召集族人上阵，没有正经军队。夏王能坐稳位子，全靠大禹治水攒下的万世功德和部族威望，从根上就没有一套稳当的治国章法。

    商朝却搭起了一套像模像样的朝廷架子，最要紧的特点，便是神权跟王权绑在了一处。内外服把中央和地方分得明明白白，朝堂上尹、卿士管日常政务，卜、祝、史、巫管祭祀占卜，各有各的差事。尤其是掌神权的巫祝，连国家大事都能参与意见。商王不只是人间的君主，还是天下最大的祭司，国事家事，都得先烧龟甲问过上帝，借着上天的意思发号施令，老百姓才肯服。刑罚也严酷，再配上大大小小的人祭仪式，震慑诸侯百姓。而且他们还有一套闭环的法子：对外打仗抓俘虏，俘虏当人牲献祭，献祭求上天保佑，借着神权巩固王权，环环相扣，把统治的法子玩得圆熟极了。

    第四样是人间的阶层光景。夏朝时候社会简单，也就贵族和平民两层，奴隶少得很，贫富差距也不大。世间的矛盾，大多是部族之间抢水土，或是王室贵族争权位，平民跟贵族之间，还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王朝乱起来，也都是上层打来打去，老百姓日子虽苦，倒也不会天翻地覆。可坏处就是王朝根基太弱，外族打过来、内部有人夺权，轻易就能撼动王权。

    商朝就不一样了，阶级分得清清楚楚，像三层台阶似的：最上头是贵族，中间是平民，最底下是奴隶。战俘、罪臣都沦为奴隶，命贱得跟草芥一般，殉葬、祭祀说杀就杀。日子久了，矛盾也就越攒越多：贵族骄奢淫逸，老百姓赋税徭役越来越重，阶级裂痕越来越深；商王动不动就向方国要贡品、兴兵讨伐，诸侯们心里都憋着怨气；再加上王族内部争权夺利，从来没停过。盘庚迁殷之后安稳了两百多年，经济文化越来越好，可矛盾也越积越厚，到了末年，征战、祭祀、内忧外患凑到一块儿，再好的家底也经不住耗，终究是垮了。

    最后一样，便是人心的信仰。夏朝的时候，还没有统一的神明崇拜，都是原始部落的万物有灵，祭山川、祭先祖、祭生殖，零零散散的。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便是那时候信仰的影子。天下没有一个管一切的至高神，祭祀对象分散，仪式也简单，规模小，用人献祭只是偶尔为之，算不上制度。巫祝也就是部落里做法的人，管不了朝堂大事，更左右不了王权。

    到了商朝，便有了华夏头一套完整的国家宗教，信仰、礼仪、规矩全定下来了，王朝统治跟神明信仰彻底拧成了一股绳。商人创出了至高无上的 “上帝”，管着天地间所有神灵和先祖鬼魂，还觉着天地万物就像一套算筹，由上帝掌控着，烧龟甲占卜，就是在推演天地的道理，预判吉凶。占卜祭祀是朝廷天天要办的头等大事，后世传下来的甲骨文，便是那时候占卜刻下的记录。人祭、人殉都成了国家的制度，燎祭、伐祭、奠基祭，名堂多得数不过来。在商人眼里，献祭人牲不是杀人，是让魂灵去追随上帝，换上天庇佑王朝安稳。巫祝们握着祭祀大权，成了朝堂里的核心人物。这宗教既是商王统治天下的道理，也是套在万民头上的枷锁。

    桑小勇把这五桩事在心里过了一遍，只觉千年岁月如长河奔涌，从夏到商，是一步扎扎实实的文明升级 —— 王权更稳了，生计更足了，治国更有章法了，信仰也成了体系，硬生生把华夏青铜文明推到了顶峰。可顶峰之上，也埋了更深的隐患：靠神权撑着的统治，靠杀戮维持的秩序，靠征伐扩张的疆土，终究走不长远。也正因这份血腥沉重的神权文明，才催生出后来周王朝的人文德治，弃了人祭，讲了仁义，把天下的重心，从天上的神明，拉回了人间的百姓。

    想到此处，桑小勇胸中热血微微发烫。生在这样一片土地上，看着文明从蒙昧一步步走向清明，从野蛮一步步归于人文，纵使途中有反复、有怨灵、有刀兵，可这文明的根脉，总在一代代人手里往下传，往前走。自己今日拼死拦着帝辛，不让他倒行逆施、重开旧制，守的不就是这人间烟火、万民安生，不就是这文明一步步往前走的势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