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很认真，认真得象是在完成某种仪式。
九条玲子看着他。
她的目光从他的皮鞋移到他的袜子——深蓝色的，左脚大拇指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洞。洞的边缘已经起毛了，说明不是今天才破的。
他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也没有换。
然后她的目光移到他的脸上。
五十岁。
法令纹很深，嘴角往下垂，眼袋浮肿，下巴的轮廓线已经开始模糊。
他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她记得他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他在财务省当课长助理，穿三件套的西装，领带系温莎结，在国会听证会上回答质询的时候声音很稳，很干净。
现在他站在自己家的玄关里，满身酒气，袜子破了一个洞。
九条正宗抬起头，正好对上她的目光。
她在看他。
她手里的红酒杯还在转，酒液在杯壁上画着一圈一圈的弧线。
她没有移开目光，他也没有。
两个人隔着十几米的走廊对视了大约三秒钟。
然后他笑了。
那个笑很轻，嘴角往上扯了一下，就一下。
不是苦笑，不是冷笑，是某种比这两样都更淡的东西。
是“我知道你在看什么，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懒得解释”的笑。
他把鞋放进鞋柜，站起来，没有说一句话。
他穿着那双破了洞的深蓝色袜子踩在走廊的橡木地板上，脚步很稳——即使在喝了这么多酒之后，他走路的方式还是没有变。
每一步都踩得很实，脚跟，脚掌，脚趾，把自己钉进地板里。
他经过起居室门口的时候没有往里看。
他直接走向浴室。
浴室的门在走廊尽头，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门没有关严，从门缝里漏出一线白色的光，然后是水龙头打开的声音。
水声很大，盖过了电视里的巴赫。
九条玲子把红酒杯放在沙发扶手上。
杯底和皮革接触的时候发出一声很轻的闷响。
“儿子出事了。”
浴室里的水声没有停。
过了大约五秒钟，水声停了。
然后是毛巾被从架子上扯下来的声音，然后是门被推开的声音。
九条正宗站在走廊里，手里拿着一块白色的毛巾，脸上还有没擦干的水珠。
水珠顺着他的法令纹往下流，流到下巴尖上悬着，被客厅的灯光照着，象一滴凝固的蜡。
“说。”他吐出一个字。
“和也在学校被人打了。”九条玲子的声音很平，平得象在念一份公文。“右手粉碎性骨折，左脚踝脱臼，下巴骨裂。生殖器官重度挫伤。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医生说可能会影响生育功能。”
九条正宗用毛巾擦了一下脸。
他擦脸的动作很慢，很仔细，从额头开始，然后是眼睛，然后是鼻子，然后是下巴。
他把毛巾叠好放在走廊的矮柜上，然后站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
他没有问“谁干的”，没有问“为什么”，没有问“和也现在怎么样”。
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开口说：“现在是议员换届的关键时期。事情处理得干净一些。”
他的语气很平稳，象是在交代秘书处理一份例行公文。
九条玲子看着她的丈夫。
他站在走廊里，穿着皱巴巴的衬衫，领带歪在一边，袜子破了一个洞，脸上还有没擦干净的水珠，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
他站在这栋三百坪的宅邸里，站在桧木走廊和波斯地毯的交界处，站在她花了二十三年经营的所有东西中间，用那种公文口吻对她说话。
她忽然笑了一下。
不是觉得好笑，是某种比笑更冷的东西。
“我就是替你处理脏活的保姆，对吧。”
九条正宗把毛巾从矮柜上拿起来重新叠了一遍。
他叠毛巾的方式很特别——先对折，再对折，然后把四个角都对齐。
他在财务省干了十年，处理过无数份预算报表，每一份报表的数字都要对到小数点后两位。
他叠毛巾的时候用的是同样的标准。
“别这么说。”
他把叠好的毛巾放在矮柜上，抬起头看着她，“这么多年，我也给你们花山院家带来了不少利益。大家各取所需。”
九条玲子深吸了一口气。
她吸这口气的时候胸腔扩张，锁骨下面的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