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李德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命令装备简陋的红军主动进攻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堡垒群，在硝石、资溪桥等战斗中接连失利。红军在阵地前反复冲击，伤亡惨重。到了广昌保卫战失败后，李德又从军事冒险主义急转至军事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六路分兵”，在长达数百公里的战线上处处设防，以短促突击对抗敌军的飞机大炮。这种部署正中司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堡垒战术的下怀，红军丧失了内线作战的机动优势，部队分散消耗在漫长的防线上，逐一被敌军优势兵力击破。
在外部军事压力与内部政策失误的双重夹击下，中央苏区的根基正在被一点一点地侵蚀。一九三三年开始的查田运动，初期确实纠正了一些土地分配不公的问题，但很快便滑向了极端。口号变成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许多中农被错划为富农，遭受打击，甚至连贫农的利益也受到了侵犯。
原本拥护革命的基本群众开始动摇，有人逃亡敌占区，有人悄悄地藏起了粮食，有人对扩红动员不再响应。根据地的核心群众基础，正是在这种政策中逐步流失的。扩红和筹粮越来越困难，部队补充兵员的速度追不上消耗的速度，粮食征集也往往需要加倍施压才能完成。
与土地政策同步蔓延的，是肃反运动的扩大化。从一九三〇年开始，苏区内部的肃反便不曾真正停止。在“左”倾中央到达苏区后，运动愈演愈烈。中央苏区大批忠诚的指挥员和党政干部被当作“AB团”分子错杀，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在张国滔主持下的肃反更是骇人听闻，几乎清除了白雀园起义以来的大部分原生革命骨干。
而在湘鄂西苏区，夏曦领导的肃反达到了规模和残酷程度的顶峰。红三军前委书记万涛、军长孙德清、几乎整个政治和军事领导层都被处决，红军内部的凝聚力被撕开了一道难以弥合的裂口。这种内部的清洗远比敌军进攻更为致命，它不仅消灭了有生力量，也动摇了军心民心，使许多人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和恐惧。
扩红和后勤补给的压力同样没有留给根据地喘息的空间。战争消耗巨大，需要不断补充兵员，但后期扩红的指标已远远超出根据地人口的实际承载能力。大量青壮年被编入红军，后方的土地开始荒芜，手工业生产也随之萎缩。为筹措军费，苏区银行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严重，群众的财富在无形中被掠夺。当一个根据地无法再为群众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时，它的根基便开始松动。
外部环境的严酷程度同样不容忽视。司令为第五次围剿倾注了前所未有的心力。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下，他采用了全新战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总体战思路，配合严酷的经济封锁和保甲制度，将苏区的物资进出封堵得滴水不漏。食盐、布匹、药品、弹药等必需品极度匮乏，根据地的持久抵抗能力被一点点削弱。堡垒推进战术则像铜墙铁壁一般，每推进几里就修建碉堡、公路网和铁丝网，层层封锁，像绞索一样慢慢勒紧苏区的生存空间。这种战术最大限度地抵消了红军擅长的运动战和奇袭优势。
与此同时，司令通过政治收买和军事威压，调动了粤军、桂军、湘军、川军等几乎全部南方地方实力派，总兵力达百万之众。虽然陈济棠曾与红军秘密谈和，但那只是出于自保的权宜之计，全局包围的压力并未因此减轻。中央苏区的命运，正在外部围困与内部损耗的双重夹击下，缓缓走向终点。红色区域不断缩小，部队在层层碉堡间疲于奔命，仓库里的粮食越来越少，群众的目光也变得更加复杂，像一整块正在慢慢破裂的冰面，每一步都可能在冰上踩出新的裂纹。
随着各苏区红军相继开始突围，鄂豫皖的形势也在一寸一寸地收紧。司令将各战场腾出的预备队陆续调往鄂豫皖方向，意图趁南方红军尚未完全恢复元气之前，对鄂豫皖完成一次更大规模的合围，以消灭南方红军最后的根据地，此他认为攻下中央苏区已经指日可待了。
在湘赣方向，何键的湘军被抽调至鄂豫皖战场。刘建绪第一纵队下辖四个师——王东原第十五师、彭位仁第十六师、陶广第六十二师、陈光中第六十三师，共十二个团，约两万两千五百人，奉命向鄂豫皖方向推进。与此同时，闽浙赣方向的兵力调整也在同步进行。为了彻底剿灭刚刚合编的红十军团，蒋介石任命俞济时为“赣浙闽皖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接替原赵观涛的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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