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调整也在同步进行。大量机关人员被编入野战部队和中直机关纵队。原本在后方从事文书、后勤、宣传、医务等工作的人员，被重新编组，纳入行军序列。各机关被精简压缩，一部分人员随军转移，一部分就地疏散或转入地方武装。整个苏区在一种密集的、近乎昼夜不歇的节奏中运转着。
扩红、筹粮、编组、物资转运、伤员疏散，各项工作交错推进，有些完成了，有些只做了一半，有些甚至来不及开始。出发的命令已经越来越近了，而许多准备工作仍然停留在匆忙之中。那份带着紧急意味的征粮令、那批刚刚穿上军装的新兵、那些在灯下草草拟定的编组名单、那些没有来得及送出的家信，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长途跋涉收拾着最后的行装。
一九三四年初，在湘军刘建绪部的重兵围攻下，苏区面积日益缩小，红六军团下辖的两个师兵力不足万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给湘赣苏区发来密电，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根据地，向鄂豫皖苏区转移。
但是真实意图是作为中央
一九三四年五月，红六军团九千余人在任、萧、王的率领下，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开始突围。出发那天天色阴沉，队伍沿着山间小路快速行进，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明确告知目的地，战士们只知道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红六军团从赣省一路向北突进，穿过湘赣边界，进入湘省与鄂省的交界地带，试图按原定计划向鄂豫皖方向靠拢。
然而，红六军团突围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国民党军指挥部。湘军、鄂军及中央军各部迅速调集重兵，在湘鄂边境地区展开围追堵截。红六军团在运动中多次与敌军遭遇，虽以灵活的穿插战术屡次摆脱追兵，但敌军封锁线越收越紧，通往鄂豫皖的北进通道已被多路敌军封死。任、萧、王在前线研判形势后，认为继续北上不仅无法抵达鄂豫皖，还可能全军覆没于敌军合围之中。他们当即调整方向，命令部队转向西南，避开敌军重兵封锁区域，向湘西方向转移。
在湘鄂川黔边区的群山之间，红三军已经漂泊了很久。失去苏区之后，这支部队虽然仍保留着军一级的番号，名义上辖有三个师，但实际兵力早已被战火、饥饿和疾病一点点削薄。到了一九三四年初，全军实际能战斗的人员仅约四千四百人，部队疲惫不堪，弹药匮乏，伤病员无处安置，干部损失严重，整个队伍像一艘在暴风雨中漏了底的船，勉强浮在水面上，却不知下一刻还能撑多久。
贺龙、关向应站在地图前，反复思量着部队的出路。他们原计划率红三军北上，突破敌军封锁线，进入鄂豫皖苏区，与那里的红军会合。然而部队行至宜昌附近时，即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堵。
湘军、鄂军及中央军各部迅速合拢包围圈，切断了北上通道。几次试探性的突围都被打了回来，部队损失不小，北上鄂豫皖的计划被迫放弃。
贺龙收起地图，对关向应说了一句：“北边过不去，东边也堵死了，只有南边了。”关向应看了一眼地图上贵州方向标注的敌军兵力分布，点了点头：“王家烈那一边，兵力弱，空隙大。只要能进贵州，就有回旋的余地。”
部队随即调转方向，掉头南下，避开敌军主力，沿着湘西的山间小路向贵州方向疾行。进入贵州境内后，果然如预判的那样，黔军王家烈部守备松懈、兵力分散。
红三军抓住战机，连续攻占几处要点，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在贵州东北部建立了一片临时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夏，黔东根据地初步成型，部队在连绵的雨季中重新获得了喘息之地。
战士们有了固定的营地，伤病员得到了安置，当地群众为部队送来了粮食和布匹。贺龙站在根据地边缘的一座山坡上，望着远处正在开荒种地的战士和陆续重建的村落，对着旁边的关说了一句：“总算站住脚了。”
在闽省、浙省、赣省、皖省四省交界的群山之间，有一块由方志敏等人亲手创建的根据地。这里的山岭连绵起伏，村庄散落在河谷与坡地之间，百姓生活艰苦，却对红军怀有深厚的感情。红十军（后改编为红十一军）是这里的主力部队，长期在四省边界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兵力。
一九三四年五月，为了牵制围攻中央苏区的敌军，策应中央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中革军委决定派一支部队向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带——闽浙皖赣进军。红七军团六千余人从瑞金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