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敌军守备严密，碉堡之间互相呼应，一旦某处遇袭，增援部队通常在几个小时内便能赶到。红军的袭扰虽然持续不断，但取得的战果十分有限。少数被攻破的堡垒中，缴获的物资寥寥无几，弹药更是少得可怜。几次试图设伏打击敌军机动部队的行动，也因敌军增援快速、侦察周密而未能奏效。
庞炳勋的第四十军、独立第三旅、独立第六旅、独立骑兵第五师等部队全部部署到位后，敌军防线进一步巩固。其中独立骑兵第五师的机动速度极快，往往红军刚在某一方向发起攻击，该师的骑兵便已经沿堡垒线快速机动至威胁区域，封锁红军可能出击的方向，不给红军留下任何穿插和伏击的空间。
在卫立皇的严令下，敌军各部队严格执行“不追击、不冒进”的战术纪律。行军时分路疏开队形、加强侧翼警戒，进退之间不再轻易暴露出可供利用的薄弱环节。即使被红军小股部队袭扰，也不轻易脱离阵地追击。红军在几次试探之后，逐渐意识到在敌军新的战术体系下，贸然出击不仅难以取得战果，还有可能反遭敌军包围。
随着敌军经济封锁的逐步收紧，鄂豫皖苏区的物资供应开始出现困难。盐、布匹、药品等生活必需品愈发紧缺，粮食虽然尚能自给，但积累的余粮也在持续消耗。更大的问题在于武器装备的补充。敌军的封锁不仅封锁了物资输入，也使得红军难以通过缴获来补充弹药。
苏区后方虽然有少数简易兵工厂和修械所，依靠缴获的机器和收集的废铁维持生产，但产量极低，远远无法满足前线需求。子弹、手榴弹、炸药等消耗性物资，几乎完全依靠库存撑着。随着时间推移，库存逐渐见底，部队的出击频率不得不一步步降低。
红军也慢慢减少了主动出击。战士们蹲在碉堡外围的掩护工事里，望着敌军的炮楼，偶尔放几枪保持压力，但那更像是表明自己还在那里。后方作坊里，铁锤敲击的声音从早响到晚，但产量依然有限。
整个苏区安静了许多。行军的声音少了，枪声也稀疏了。人们照常干活、运粮、修工事，但谁都明白，这种安静并不是真正的休息。物资在变少，弹药在变少，时间在一天天过去，而敌军堡垒线上的灯火依然一夜接一夜地亮着，把苏区外围的夜分割成明暗交错的碎片，
当鄂豫皖苏区陷入僵持、物资日渐匮乏之时，中央苏区的形势更加严峻。一九三四年一月至三月间，红军在福建沙县、将乐等地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这些胜利如星火般散落，无法扭转整体战局。
在江西，红军与国民党军在永丰、宜黄一带展开了残酷的堡垒对堡垒消耗战。红军被迫在敌军碉堡群面前逐段抵抗，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部队的兵力和弹药在持续损耗中日益枯竭。
四月，广昌保卫战打响。李德亲临前线指挥，调集红一、三、五、九军团共九个师的兵力，与国民党军十一个师在广昌城下正面决战。他提出了“胜利或者死亡”的口号，命令红军修筑“永久性工事”死守，以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战术迎击敌军。然而国民党军将十门一百五十毫米重炮经过一个月的长途拖运，硬生生拉到了前线。
在重炮的轰击下，红军精心修筑的工事在数小时内便被逐一摧毁。经过五天的血战，广昌失守，红军伤亡高达一万余人，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二，大批骨干在这一战中损失殆尽。彭在前线亲眼目睹部队在炮火中成片倒下，战后痛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疼。”
广昌战役后，博古、李德在见识到重炮的巨大威力后，立即放弃了主动进攻的念头。李德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六路分兵”，在全线长达数百公里的防线上处处设防、节节抵抗。
兵力被分散到各个方向，每一处阵地都兵力不足，每一处都在消耗有限的弹药和人力。七月，国民党军兵分六路向苏区腹心发起总攻。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进行了极其顽强的防御作战，红三军团在防御中给敌军造成较大杀伤，但自身的兵力和弹药也已消耗殆尽。阵地一个个失守，防线一段段后退，苏区的空间在迅速缩小。
鄂豫皖中央分局驻地新集，周亦云和曾中生在灯下读完了中央密电。窗外夜色已深，没有月亮，院墙外的树影黑沉沉的，像一道凝固的墨。两人没有立刻说话，只是把电文放在桌上，灯焰从侧面照过来，在纸上投下一小片晃动的光晕。
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严峻到了无法继续坚守的地步，中央已经原则上决定实行战略大转移，但在具体的时机、方向和计划上，尚未形成明确结论。电报末尾的那句话写得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