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长，却让整张纸都显得重了几分：“做好迎接中央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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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中声把电文又拿起来看了一遍，放下，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才收回来：“中央苏区那边，已经守不住了。撤离的事情既然已经定了，那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我们要做的，就是准备好接应。”周亦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目光仍落在地图上中央苏区与鄂豫皖之间的那一段距离上，像在测量什么。

    第二天，一份新的地图被挂到了会议室墙上。中央苏区与鄂豫皖之间的路线、沿途的敌军据点、可能的接应点，被逐一标注出来。鄂豫皖军委开始了低调而有序的准备工作，挑选熟悉赣北地形的侦察人员，准备向东延伸的物资储备，整理可供部队临时休整的隐蔽区域。

    这些准备不能大规模铺开，以免过早引起敌军注意，但也不能不做。周亦云在会后对曾中生说了一句：“中央要动，不是一支部队走，是一整套机关和部队一起走。我们要做的，不只是接住他们，还要让他们到了鄂豫皖之后，能站住脚。”

    莫斯科的夏天来得迟，六月的风还带着凉意。红色国际的办公室里，一份来自华夏中央苏区的报告被反复翻阅、讨论、评估。报告里详细描述了中央苏区当前面临的困境——敌军重兵压境、碉堡封锁线步步收紧、红军兵力与弹药消耗殆尽、根据地面积已不足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经过数轮讨论，红色国际的王民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他立即让莫斯科的中央向中央苏区发去了一封复电，同意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份来自莫斯科的批复，使酝酿已久的撤离计划正式成为不可更改的决议。

    电报抵达中央苏区时，已是六月下旬。中央随即召开会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负责转移的筹备与指挥工作。转移计划在“三人团”核心圈以外被严格保密，不仅对广大指战员保密，甚至对党政高级领导人也未公开。

    张闻天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当时作为政治局委员，直到出发前都几乎毫不知情。文件被锁在有限几个人手中的铁皮箱里，行军路线、集结地点、出发时间，只在每晚的闭门会议上被短暂提及，天一亮便不再有人提起。

    绝大多数干部和战士只知道部队正在准备一次“行动”，却不知道这次行动将把他们带向何处。保密本身是为了安全，但同时也埋下了后续仓促与混乱的隐患。许多部队在出发前才收到命令，大量物资来不及打包，大批伤员和家属来不及安置，甚至连部分高级干部都是在出发前最后一刻才被告知“要走了”。

    这种高度保密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转移准备工作的仓促与混乱。许多部队在出发前才收到命令，大量物资来不及整理打包，大批伤员和家属无法妥善安置，甚至连部分高级干部都是在出发前最后一刻才被告知“要走了”。整个苏区在一种外松内紧的节奏中运转着，表面上一切如常，但实际上，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为了确保转移时有足够的兵员，中央苏区再次掀起了扩红高潮。各乡各村的青壮年被动员起来，新兵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补充进主力兵团。许多人刚刚放下锄头、穿上军装，尚未完成基本训练，便已经被编入连队，随部队出发。扩红运动虽然使各军团在数字上恢复了满员，但新兵的军事素质、战斗经验和心理准备都远远不足，这为后续的转移行动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