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卫立煌便搭乘一架草绿色涂装的运输机，从南京起飞，直飞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驻地。

    飞机在云层之上穿行，舷窗外是连绵不绝的白色云海，阳光从云缝里射下来，把机舱照得明晃晃的。卫立煌靠着硬邦邦的座椅靠背，闭着眼睛，脑海里一遍一遍地把刚才和司令的对话翻来覆去地过——每一个停顿，每一处语气的转折，每一道目光的落点。他睁开眼，从军装上衣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拔开钢笔帽，在空白页上写下了几个字：集中、封锁、进攻、切断。然后合上本子，重新闭上眼，直到机身震颤着穿过云层，颠簸着落向地面。

    飞机降落后，他没有回官邸换衣服，直接驱车赶赴剿匪总部大楼。那栋灰砖砌成的三层楼房在夕阳底下投出一道长长的影子，楼前的岗哨远远看见他的车，立正敬礼，铁门立刻朝两边拉开。他大步流星地跨进楼门，一路穿过走廊，推开作战室的门。屋里几个参谋正在沙盘前低声讨论着什么，见他进来，齐刷刷地站直了。

    “坐。”卫立皇把帽子摘下来往桌上一搁，袖口往上卷了半圈，“开会。”

    消息很快传下去，参谋部的军官们陆陆续续从各科赶过来，围坐在长条会议桌两侧。卫立煌站在沙盘边上，手里捏着一根细长的指示棒，棒尖点在鄂豫皖交界那一带的山脉走向上，语气干脆利落：“司令的意思很明确，要快，要狠，不能给残匪喘息的机会。”他抬眼扫了一圈在座的人，把蒋的命令逐字逐句地复述了一遍，然后放下指示棒，双手撑在沙盘边缘，“但是，快不等于莽。现在我们要打的是周亦云，不是哪个不入流的团长。这个人，你们也都清楚，能征善战，在国内没人敢说可以稳赢他。”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角落里一个年轻的作战参谋小声嘀咕了一句：“那我们……”卫立煌抬手止住了他，目光落在墙上的大幅军用地图上，沿着那上面标注的红色箭头和蓝色防线缓慢游走。“我们按自己的节奏来。”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却透着一种不容争辩的笃定，“第一，先摸清敌情。现在关于残匪的报告，多半是地方民团和乡公所报上来的，东一句西一句，有的说两千，有的说八千，跟瞎子摸象一样。我要准确的情报——确切的人数、分布、装备、补给线、指挥所位置。没有这些，方案写得再漂亮，也是纸上谈兵。”

    他转向情报科科长：“给你五天时间，把所有的侦察力量撒出去，便衣队、当地保长、能用的线人，全部动起来。我要的不是大概，是数字、番号、位置、每日行动规律。”情报科长应声点头，在笔记本上刷刷地记着。

    卫立皇又转向后勤处长：“第二，部队需要休整。上次作战下来，各团都有损耗，兵员补充还没有完全到位，军械库里子弹也不够打一场像样的仗。你那边，军械和粮草什么时候能齐备？”后勤处长翻开手里的文件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报告长官，武汉那边的补给已经装车发运，按路程算，大约十天到十二天能全部到位。粮草稍慢一些，但也在这个时间内。”

    卫立皇沉吟片刻：“那就以半个月为期。这半个月里，各部抓紧休整、补兵、操练，弹药到了之后立即按编制配发，不够的我再去要。后勤上任何问题，直接报到我这来，不许压着。”

    从那天起，剿匪总部就像一架被重新上了发条的机器，轰隆隆地转动起来。每天天不亮，参谋部里就灯火通明，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报务员戴着耳机守在电台前，嘀嘀嗒嗒的发报声从早响到晚。便衣侦察员换上了当地百姓的粗布衣裳，化装成货郎、走亲戚的农人、采药的郎中，沿着山脚下的村路一步一步地往里摸。各地的保甲长被叫来问话，一张一张口供拼在一起，慢慢地把那片大山里模糊的轮廓勾勒出来。卫立皇每天坐在作战室里，地图上被他用红蓝铅笔密密匝匝地标满了记号——新发现的驻点，撤掉一个；确认的隘口，画一个圈；线人回报的部队调动，画一道箭头。他用尺子一遍一遍地量距离，用圆规在等高线之间来回比划，推算行军速度和补给半径。

    半个月的期限快到了，情报终于一点一点地汇拢成了一张清晰的图。

    那天下午，卫立皇正伏在桌上校核一份后勤报表，侦察科长推门进来，手里攥着一叠刚从下面报上来的密报，神色里压不住的兴奋：“长官，摸清了。鄂豫皖残匪主力，系共匪第二十三军和二十五军。二十三军约七千余人，二十五军约三千余人，两部合计大约一万人出头。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地方游击队，加起来不超过一千五百人，不构成主力威胁。”

    他把那叠纸放在卫立煌面前，抽出最上面那张，用手点着上面的一行字，“最关键的是这一条——他们的首脑机关，就在燕子河峡谷一带。这几天根据我们的飞机反复侦察便衣行动，确认了，白天有电台天线架出来，晚上有灯光，有人员进出频繁，岗哨设置也比其他地方严密得多。错不了，那就是他们的指挥核心。”

    卫立煌接过那页纸，目光一行一行地扫过去，手指停在燕子河峡谷那个地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