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中声坐在桌边，手里的茶杯已经凉了，一直没有放下来。他把茶杯放到桌上，声音不高，但很稳：“接下来，就是重建的事了。”周亦云没有回头，仍然望着窗外，像在看什么很远的东西。“重建不难。难的是让那些被冤枉的人，重新相信我们。”
周亦云和曾中生在那份平反决议中，没有回避过去。他们知道，苏区要重建，首先得清算那些被埋进土里的账。
政策原文白纸黑字——“富农分子除长期作战、绝对坚定者外，一律洗刷出红军，送回原籍，永久不准重新入伍入党”。仅红四军，就有1500余人因此被清退。他们当中有的打过仗，负过伤，跟随部队翻过山、渡过河。
他们当中有人只是读过几年私塾，家里有几亩薄田；有人亲哥哥在县里当差，收过一封信；有人父亲在村里当过几年保长，早已不在了。但在那两年的标准下，那些都成了“历史不清”的标签，一盖上去就撕不下来。他们被送回原籍，没有护送，没有证明，甚至没有一句交代。
根据地边界之外，是国民党统治区，无差别的白区。他们只能独自走回去，跨过封锁线，走进完全陌生的环境。不等站稳，保甲就上门了，在名册上被登记为“赤匪分子”，被反复抓捕、吊打、罚款。年轻力壮的被编入民团“自新队”，穿上灰黄色的号衣，扛着枪走在正规军后面，充当炮灰。
也有大量贫苦出身被清洗的战士，有家不敢回，独自走进山林，靠着挖野菜、讨饭过活。有的病死在路边，有的饿死在山洞里，有的被民团搜山时抓住，就地枪决。少数人被迫写下“反共自新书”，被国民党长期监视，土地房屋被没收，终身活在阴影里。
另一部分人是本地籍的被驱逐干部和战士，黄安、麻城、光山、六安、商城一带的，不敢返乡，结伴藏进大别山深处的岩洞里。他们靠山下的亲友偷偷送粮，偶尔打一只野兔或者摘几把野果充饥，不敢点火，怕被搜山的民团发现。
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才敢出来活动一下，缩在岩缝里，听着山下的狗叫和远处传来的枪声，分辨不出那枪声是民团在清乡，还是哪支失散的游击队在被追剿。后来，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撤了，根据地的架子散了，那些藏在山洞里的人，彻底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
后来他们守着那面已经褪了色的信念，有的在山里种了一小块地，有的隐姓埋名娶了妻，有的终身未娶，终老山林。他们把当年的军装叠好埋在土里，有生之年没有对人提起过自己曾经是谁。
周亦云站在窗前，听完这些。他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才开口，声音很低，像在对自己说：“这些人，要一个一个找回来。”曾中声点了点头：“找回来，很难。但得找。”
随着鄂豫皖分局中央的文件逐级下发到各个党的组织部，一场迟来的纠偏行动，终于在这片被战火和清洗反复犁过的土地上，缓缓展开。
文件是油印的，纸张粗糙，字迹清晰，盖着临时中央的印章，由通讯员沿着山间小道送往各县委、各区委、各支部。每一份文件抵达时，都像一颗石子投入静水，在那些长期沉默的村庄和山沟里，荡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由保卫局和省委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始分头行动。
他们不是去抓人，是去查案，是去翻那些鄂豫皖红军主力没有带走积压在档案室角落里已经没人在意的文件、被灰尘和霉斑覆盖了的旧卷宗。每一份卷宗里都夹着当年定罪的依据——几行手写的口供、几封没有落款的检举信、几句模糊的“群众反映”。
调查组的人蹲在油灯下，一页一页地翻，一个字一个字地核。
消息传开得很快，比文件本身走得更快。那些在山上、在邻县、在远乡隐姓埋名的人，从各种渠道听说了——听说苏区的政策变了，听说调查组来了，听说当年的冤案要平反了。有人不敢信，反复托人打听；有人连夜翻过山梁，摸黑走到区公所门口，天没亮就在那里等着；有人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背起包袱，走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了当地的党组织。没有人拦他们，没有人盘问他们，只是把他们领进屋里，倒一碗热水，问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队的？当年怎么走的？”
一个接一个，越来越多。有的人还穿着当年离开时那身破旧的衣服，有的人已经换上了当地老百姓的粗布衣裳，有的人鬓角已经白了，走路也不像当年那么利索了。他们在登记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番号、被清退的时间和原因。调查组对照当年的卷宗，一条一条地核实，一条一条地排除。能恢复的，当场恢复；需要进一步核实的，留下联系方式，等通知。没有人追问他们“这些年去了哪里”，没有人质问他们“为什么现在才回来”。他们只是被记下了名字，被告知：组织在找你。
最终，有超过两千人重新进入了军队和县委的各个岗位。有的人回到了原来的连队，有的人被分配到新的单位，有的人被安排到地方政权中工作，填补那些在战火和清洗中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