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注意到另一件事：柳如烟从不主动跟他说话。不是冷淡，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保持距离。她完成了所有工作，回答所有问题，但从不多说一个字。她叫他“何老师”，坚持用末日前校园里的尊称，好像用这个称呼就能在末日里维持某种文明的秩序。
柳如烟在仓库工作的第十一天晚上，何成局返回仓库取东西时，发现登记室里亮着灯。
已经过了晚上九点。柳如烟的班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这个时间她早该回安置点了。
何成局推开门。
柳如烟坐在桌前，面前摊着那本没了封皮的词典。但她没有在看。她在哭。
那种哭法是成年人特有的——不出声，肩膀剧烈颤抖，泪水无声地砸在词典泛黄的纸页上。她咬着嘴唇，咬得发白，努力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响。台灯的光照在她的侧脸上，照出眼角细密的纹路和鬓角几根白得不相称的头发。三十一岁，副教授职称正在评审中，先生在末日前一天出差北京，父母在老家生死不明，猫留在教师公寓里——那栋楼已经在搜寻队的报告中确认坍塌。
何成局站在门口看了十秒钟，然后推门进去。
柳如烟猛地抬头，手忙脚乱地去擦眼泪。词典被碰落在地上，翻开的那一页写着“dignity（尊严）”，旁边是她手写的批注——优雅的意大利斜体。
“对不起，何老师，我马上收拾……”她的声音在发抖。
何成局弯腰捡起词典，看了一眼那页内容，然后合上，放回桌面。
“想家了？”
柳如烟愣住了。这个问题太简单，简单到戳穿了她所有的伪装。
“……想。”她终于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先生在北京，末日前一天出差。电话打不通。我爸妈在老家，至今没有任何消息。我的猫……我的猫留在教师公寓里，前天搜寻队经过那边，说整栋楼都塌了……”
她说不下去了。
何成局从空间里取出一罐可乐——末日前再普通不过的东西，现在比黄金还珍贵。他打开拉环，推到她面前。
“喝吧。气儿还挺足的。”
柳如烟盯着那罐可乐，眼睛里的泪水又开始打转。她的手伸出去，又缩回来，像是在和自己的本能做斗争——接受就意味着欠他一个人情，拒绝就意味着失去末日后第一口碳酸饮料的滋味。
“何老师……您为什么……”
“因为你登记做得不错。”何成局说，“而且我有很多。”
这个理由简单到近乎荒谬，但在末日里却无比真实。柳如烟端起可乐，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碳酸的气泡在舌尖炸开，她浑身打了个激灵——太久没有尝过这种味道了。甜味顺着喉咙滑下去，带着某种比糖分更复杂的东西。
那天晚上，他们聊了很久。
柳如烟讲了她怎么带着三个研究生从外语学院教学楼一路逃到学生宿舍区，怎么眼看着一个学生在图书馆门口被丧尸扑倒却来不及救，怎么在尸体堆里翻出半瓶矿泉水三个人分着喝。她讲这些的时候，声音慢慢从颤抖变得平稳，像是在叙述一个和自身无关的故事。
“我一直以为末日只是电影里的情节。”她说，“我以为文明社会有一套应对机制，警察、军队、政府，总有人会来救我们。直到第三天，广播全停了。手机屏幕上最后一条推送是‘市民请留在室内，等待救援’。我们在教室里等了三天，救援没来，丧尸来了。”
何成局没有安慰她。末日的规则里没有“安慰”这个词。
“那你现在怎么想？”他问。
“我不知道。”柳如烟诚实得近乎残忍，“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只是在等身体意识到这件事。每天早上醒来，第一反应是看窗外——看看丧尸还在不在。在的话，就继续活。不在的话……也许也不会怎样。”
“那你为什么还穿着白衬衫？”
柳如烟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苦，苦得何成局的喉咙紧了一下。
“因为如果连白衬衫都不穿了，我就真的死了。”
何成局记住了这句话。不是因为它的修辞，而是因为说这句话的人眼睛里有一种他见过很多次但每次都会被打动的东西——不是坚强，不是勇敢，是一种疲惫到极致之后仍然不肯松开最后一根指头的执拗。
柳如烟在仓库工作了两周后，开始注意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她的观察力本来就比常人敏锐——语言学训练让她对细节异常敏感，一个字母的字体变化、一个数字的书写习惯、一个签名和另一个签名之间的微妙差异，在她眼里都是信息。
某天晚上盘点，她发现登记簿上记录的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