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队的出城路线做了大幅调整。方晴把城东和城北划为“红区”——丧尸密度过高，短期内不再涉足。搜寻范围往西和南扩展，虽然物资密度不如城区，但相对安全。基地的配给标准在尸潮后临时下调了百分之二十，所有非必要岗位的配给减半，节省下来的物资用于北墙重建期间防御组和后勤组的额外消耗。
何成局的仓库在这次下调中承担了最大的压力。配给标准一下调，来找他“通融”的人就多了。有人拿末日前的关系来套近乎，有人拿管委会的条子来施压，有人干脆在仓库门口蹲着不走，说要见何哥当面谈。何成局的处理方式很简单——所有超出标准的申领一律不给，管委会的条子必须有张磊、方晴和大刘三个人的联合签字才认，缺一个都不行。
“这是尸潮后管委会通过的临时配给制度。”他把一张复印的规章制度贴在仓库门口，“谁有意见，去找管委会。找我没用。”
贴完这张纸的当天下午，就有三个人去管委会投诉了。张磊来找何成局商量，说能不能适当放宽一点，“毕竟大家都不容易”。何成局问他：“尸潮那天晚上，你在哪？”
张磊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尸潮那天晚上他在四楼宿舍里，把门用床垫堵死，从头到尾没出来。
“我在北墙上砍丧尸，刘惠珍在仓库门口打死了两只丧尸，方晴断了条胳膊还在指挥。你呢？”何成局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你没有资格替那些拼命的人跟我说‘通融’。配给制度是拿命换来的，谁想多拿，拿命来换。”
张磊红着脸走了。从那以后，投诉的人少了很多。
但何成局知道，压下去的不满不会消失，只会转到地下。人们在走廊里窃窃私语，在食堂里交换眼神，在夜晚的寝室里压低声音说他的名字——不是感激，是忌惮。他成了这个基地里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也成了最被孤立的人之一。
他不介意。末日里不需要朋友，只需要活着的理由。
柳如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被调到仓库的。
北区学生活动中心在尸潮中损失惨重。东侧的窗户全部破碎，三间教室被丧尸血污染，短期内无法住人。安置在那里的幸存者需要重新分流，一部分搬到宿舍楼的高层空置寝室，一部分被编入后勤组和搜寻队以工代赈。
何成局在清点安置点物资需求的时候，注意到了柳如烟。
她坐在一间临时改成宿舍的教室角落里，脊背挺直，膝盖并拢，手里捏着一本没有封皮的《英汉词典》。周围的人都歪歪扭扭地靠在墙上或躺在地上——尸潮后安置点挤进了比平时多一倍的人，空间狭小，空气污浊，大多数人都放弃了仪表。但柳如烟不一样。她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衫，头发盘在脑后，露出一截修长的脖颈。
何成局注意到她，是因为她在分配午餐时，用流利的英语对发放人员说了句谢谢。发音标准，语调优美，像是BBC广播里播出来的声音。
“那个是谁？”他问身旁的后勤组员。
“柳如烟，柳老师。外语学院的英语讲师，末日前副教授职称正在评审中。带着三个研究生一起逃进来的，挺有威望。尸潮那天晚上她组织安置点的人用课桌堵窗户，救了至少十几个人。”
何成局没再多问。但他的目光在柳如烟身上多停留了两秒——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白衬衫，还因为她坐在角落里的姿态。那种姿态不是刻意的，是本能的。是一个人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仍然坚持某种标准的表现。
三天后，当后勤组报上来的仓库人员补充名单里出现“柳如烟”三个字时，何成局批了。
柳如烟来仓库报到那天，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衫——末日里穿白衬衫，要么是傻子，要么是极度自律的人。她不是傻子。
“何老师。”她这样称呼他，用的是末日前校园里的尊称。
何成局正在核对物资清单，头也没抬：“叫我何哥就行。你的工作是每天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在仓库门口登记进出物资。记清楚种类、数量、领取人、用途。少记一笔，扣一顿配给。”
“明白。”
柳如烟的工作态度无可挑剔。她的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登记簿上的每一条记录都条分缕析。日期、时间、物资名称、规格、数量、领取人、用途、备注——每一项都填得规规矩矩，找不出任何潦草或遗漏。仓库的进进出出，在她手里变得井井有条。刘惠珍看了她的登记簿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对何成局说：“这个人比我适合做登记。”
何成局观察了她一周。
她的配给标准和别人一样，但她吃得很少。每天中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