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安庆后的头一段，还算太平。
这一带仍是太平军的势力范围，清军大队早就缩到北边更远的据点去了。
沿途只有零星的山寨土堡需要前队去拔掉，大队人马基本可以埋头赶路，不必时时担心撞上大股伏兵。
赵木成在队伍里，大多时候也乐得清闲，只管跟着中军的节奏走。
他心里清楚，自己缺实战经验，在行军调度，营地选址这些实务上，远不如曾立昌老道。
所以赵木成把主要心思放在了观察和熟悉自己那支小队伍上，至于全军怎么走，基本都听曾立昌安排。
不知不觉，离开安庆已有十五天。
这半个月走下来，赵木成对曾立昌治军的本事，算是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位看着质朴如老农的主帅，在组织万人大军机动时，展现出惊人的条理和严谨。
曾立昌把一万五千人清淅地分成前中后三个梯队。
前队由黄生才领着，提前半日到一日出发，任务是探路，摸清敌情，扫除小障碍，还得为后头的大军选好并提前选定当晚的营地。
中军是主力，曾立昌亲自坐镇，赵木成也在其中，他们沿着前队探明修整过的路走，省心省力。
后队则押运大部分辎重，负责扫尾，收容掉队的，还得提防背后。
最让赵木成觉得新奇又佩服的，是那套精细的路条制度。
每天扎营后不久，各部的师帅都会收到中军发来的一张条子，这可不是简单口令，而是一份详尽的次日计划单。
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明天几时起营、走哪条路、计划行多少里、何时在哪儿大休、最终目的地是前队已开始筑营的哪个位置。
更妙的是在路上。
前队会在容易走错的岔路口，渡口或地形复杂处，特意留下几个熟路的引路人。
这些人身上都带着前队军官加盖印信的凭证。
中军的向导官遇到他们，不仅要验凭证，还得把指引和手里路条上标的路线对一对，确认无误，大队才继续跟进。
这套双保险，最大程度地防着迷路，走散或被假向导带进沟里。
王大勇私下告诉赵木成：
“大人，您别觉着稀奇。咱们太平军早年从广西打出来，被清妖前堵后追，整天在山沟河汉里转，早逼出了这套保命的法子。只不过有的将领马虎，有的像曾帅，特别较真，一丝不苟按规矩来罢了。”
王大勇语气里有老兵对这套体系的认同，“这可是用不少兄弟的命换来的经验。照着做，不一定总打胜仗，但至少能少栽跟头，少挨埋伏。”
赵木成听了，心里暗暗感叹。
这哪里是不算稀奇？
这分明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把战场管理和信息传递优化到了极致，用最朴素却最有效的方式，固化到了日常行军的每一个环节。
难怪太平军起事初期，能以劣势装备和补给，在清军围追堵截下游刃有馀。
这支军队在组织纪律和适应野战上，确实有它独到甚至领先的地方。
如果说白天的行军管理让赵木成开了眼界，那傍晚的安营扎寨，则让他对曾立昌治军之严，思虑之周，有了更深的体会。
曾立昌几乎铁打不动地坚持一个原则：
只要不是火烧眉毛的极端情况，大军每日必择地扎营立寨！
绝不许像某些流寇或军纪涣散的部队那样，用大车随便围一圈了事，或者干脆让士兵散住到沿途村镇的民房里。
用曾立昌的话说：“住进老百姓屋里，你是睡得舒坦了，可队伍也散了，警戒也废了！敌人半夜摸过来，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所以，每天的行程，有一小半时间其实花在了找地方和修工事上。
选址极讲究：尽量不选一览无馀的平野，多找背靠山险，毗邻大河，或本身就有防御能力的大村巨镇。
地方定了，真正的工程才开始。
先是围着选定的营区，挖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挖出的土就堆在内侧，夯实成一道矮土墙，墙上还间隔着开射击孔。
这还没完，壕沟底常密插削尖的竹签木刺，外侧还会设上一道甚至多道用带刺灌木，荆棘捆扎的障碍，或者埋上尖木桩。
在南方林木多的地方，有时干脆就巧妙地利用现成的茂密竹林或难爬的活树当天然屏障。
（太平军营寨遗址）
为了确保筑营过程安全，曾立昌还有一条死命令：
大军一到选址，还没开始动土伐木，就必须先派出精干部队，全副武装，抢占并扼守营地四周的要害路口和制高点，创建外围警戒线。直到营寨主体工事完成，这批人才轮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