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火车站。
站台上灰蒙蒙的。风裹着沙土，打在脸上生疼。
陆衍之站在站台上。
他穿了他最好的那套衣服，深蓝色中山装，扣子扣得一丝不苟。头发用水梳得服帖。皮鞋刷得锃亮，虽然鞋面上已经有好几道磨不掉的旧痕。
他到得太早了。火车还有二十分钟才到。
但他站不住。
从五点钟起就开始在站台上来回走。
东走十步，西走十步，再东走十步。
今年恢复了市场经济，火车站台旁卖茶叶蛋的大婶看了他好几眼："小伙子，你等谁呢？走来走去的。"
"等——"陆衍之张了张嘴，喉咙有点紧，"等我老师。"
"老师？你老师从哪来呀？"
"京城。"
"哟，那远着呢。坐下歇会儿吧，火车还没来呢。"
陆衍之笑了笑，但坐不下来。
他继续走。
三年了。
一千零九十五天。
上一次见周老师，是1976年秋天。他离开京城的那天。
那天下着雨。周老师打着一把黑伞，站在月台上。头发已经花白了。
他对陆衍之说："到了西北好好做。不要着急，不要怕。"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进陆衍之的帆布包里："路上用。别省着。"
他不要扔回去，老师又塞进他口袋里，来回三次，他还是没能拗得过老师。
他上了火车打开，里面是三百块钱。
周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才八十二。
三百块，将近四个月的工资。
陆衍之在火车上哭了一路。
他不明白。
老师明明否定了他的实验。说他"太超前"。但又给了他三百块钱。又亲自送他到火车站。
既不相信他，又舍不得他？
后来他给周老师写了第一封信。信里没有提那三百块钱。只写了到达后的情况：农科站的条件、当地的土壤成分、他的实验计划。
在信最后是一句话——
"老师，我会证明我是对的。"
周老师回信很短："好好做。有困难找我。"
从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给周老师写一封信。每一封都是实验进展。数据。分析。推论。
从来不说西北的条件，但每一封信的最后都有一句类似的话：
"数据证明了我的假设。"
"第十四个月的跳跃是真实的。"
"老师，嗜盐菌在盐度梯度下的响应，不是实验室伪象。"
三十多封信。
每一封都是一份辩护书。
"呜——"
汽笛声响了。
陆衍之猛地转头。
铁轨尽头，一个黑色的点正在变大。
火车来了。
他的手开始有些抖。
这一刻他脑子里闪过的不是实验，而是一个念头：老师的头发是不是更白了？
万一我认不出他怎么办……
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越来越响。车头带着一股热浪冲过来，蒸汽弥漫在站台上。
车停了。
车门打开。
人流涌出来，扛着行李的、抱着孩子的、挤着往外走，
陆衍之踮起脚，在人群里拼命找。
然后——
人群中。
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其中一个背微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手里拎着一个旧皮箱。
膝盖不太好，下台阶的时候微微顿了一下。
但眼睛很亮，在人群中扫了一圈——
然后看到了站台上那个穿着深蓝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锃亮的年轻人。
四目相对。
周鹤年的脚步停了一下。
三年不见。
这孩子瘦了，黑了下颌线比以前更硬朗了。
但眼睛没变，还是那样的倔强，只是这眼里像是含着水光。
"老师。"
陆衍之的声音从嗓子里挤出来沙哑的，带着颤的。
他快步走过去。
走到周鹤年面前，猛然停住了。
张了张嘴。
他想说的话太多了。
想说"老师我做到了"。想说"数据都在这里"。想说"我证明了"。
但看到周老师的脸花白的头发，深刻的皱纹，比三年前驼了不少的背，那些话一下子全堵在了嗓子眼里。
"老师。"他又叫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