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城内兵员有千余人。
这个“千余“是模糊的、充满水分的。真正的战斗兵可能只有七百左右，其余是后勤人员、通讯兵、宪兵、以及那些不可靠的缅甸国民军——那些人今天可以为日本人站岗，明天就可以为美国人带路。但丸山房安不会把这些数字写进报告里。在军队的数学里，一千和七百之间，隔着一道名为“士气“的深渊。
半月前，他做了那个决定。
步兵中队、军旗中队、山炮中队、机枪小队和修补工事的工兵、铁道兵——所有能调动的部队，全被他提前派进射击场和西打坡挖好的地下工事掩体和地堡内藏匿。那些工事是半年前就开始修建的，按照“持久战“的标准设计：地下三层，钢筋混凝土顶盖厚达一米五，通风口伪装成灌木丛，射击孔对着所有可能的进攻方向。
从西、北两个方向拱卫市区核心的兵营主阵地，坚守一阵问题不大。
“一阵“是多久？三天？一周？一个月？丸山房安不知道。他只知道，在援军到达之前，这些地下工事是他唯一的筹码。他把兵力藏起来，像赌徒把最后的筹码压在桌底，等待对手亮牌。
目前只有南边火车站守备力量比较单薄。
那是他的软肋，他的阿喀琉斯之踵。火车站是密支那的南门，是伊洛瓦底江航运与铁路的交汇点，是日军第18师团历次调动的主要通道。但他没有多余的兵力去加强那里，只能在昨晚让宪兵分遣队带着不太靠谱的缅甸国民军去增援。
身边只留下联队直属队和通讯中队等300余人机动应对。
300人。一个加强中队的规模，却要应对可能从任何方向袭来的敌人。丸山房安知道这个数字有多可笑，但他不能在部下面前表现出任何动摇。他是联队长，是这座城市的最高军事长官，他的信心就是士兵们的信心，他的恐惧就是士兵们的恐惧。
所以他昨天忍住了冲动。
他没有派兵去反攻西机场，没有在第一时间组织敢死队去夺回跑道，没有像某些热血的年轻军官建议的那样“玉碎突击“。他按兵不动，以麻痹对手，避免暴露兵力不足的短板。
这个决定在当时是痛苦的，像把一颗牙齿生生拔掉。每一分钟，他都能想象西机场上的敌人在加固工事、在卸载物资、在迎接增援。每一分钟，他都能听见部下们疑惑的窃窃私语：“为什么不去打？““联队长怕了吗？“
但他忍住了。
这样其实也冒很大风险。等于把西机场控制权拱手让给来袭敌军，被迫采取被动防御态势。在陆军大学的教科书里，“被动防御“是仅次于“溃退“的耻辱。但丸山房安知道，在兵力不足时贸然进攻，是更大的耻辱——全军覆没的耻辱。
而敌军一部今天午后冒雨向北机场和西打坡发起进攻。
消息是半小时前收到的。北机场的守备队报告，遭到敌军从东北方向的攻击，兵力约一个营，配有山炮。西打坡的地下工事也遭到渗透，有敌军小队在阵地边缘活动，似乎在侦察。
防守部队按他指示暂避锋芒，放弃地面据点，藏身地堡内再伺机反攻。
这是他的战术核心——“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让敌人占领表面阵地，让他们以为胜利在望，让他们放松警惕，然后在夜间、在暴雨中、在他们最疲惫的时候，从地下涌出，像一群从坟墓里复活的幽灵。
战斗机队也提前安排撤到八莫。
那是另一个痛苦的决定。密支那的空中力量本来就不足，一个中队的“隼“式战斗机，是这座城市的眼睛和牙齿。但北机场跑道被炸，西机场失守，剩下的临时跑道在暴雨中无法起降。与其让飞机在地面上被炸毁，不如让它们飞到八莫，保存实力，待夺回北机场再返回助战。
眼下敌人从哪个方向袭来已不重要，兵力有多少更不清楚。
丸山房安望着地图上那些蓝色的箭头——参谋们根据零星情报标注的、想象中的敌军进攻方向。东、南、西、北，到处都是箭头，像一群指向心脏的匕首。但那些箭头大多是猜测，是恐惧的投影，而不是真实的情报。
主要问题是密支那城内留存的武器弹药不足。
这是致命的。地下工事里的弹药储备，按标准只够支撑两周的激烈战斗。手榴弹、****、机枪弹、步枪弹……每一项都在清点，每一项都在减少。要想长时间守住，困难重重。
除了尽快把外调的部队收回，还得需要更多援军和物资。
他一早便下令瓦扎的第2大队回援。那个大队有五百人，是他在密支那城外最成建制的部队。还有暂设在那里的野战医院中基本康复的士兵——那些断腿的、瞎眼的、烧伤的、疟疾初愈的，只要能拿起枪，就让他们回来。
再给师团长田中新一和第33军司令部分别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