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勋永远记得这个日子。清晨，他跟着那个招工的管事，踏上了停泊在汕头码头西侧的一艘红头船。船头漆成朱红色，高高翘起，像一只昂首的公鸡。船身两侧各画着一只巨大的“鱼眼“，黑白分明，据说那是用来“看路“的——南洋的船都信这个，没有这对眼睛，船就在海上找不着方向。
管事把他带到甲板下面，掀开一块舱盖板，一股浑浊的、混合着汗臭和霉味的热气扑面而来。他向下一望，黑黢黢的舱底挤满了人，一个挨一个，像货舱里码着的咸鱼。有人在咳嗽，有人在低声念经，有人蜷在角落里一动不动，不知是睡着了还是醒着。
“下去吧，“管事推了他一把，“找个空位挤挤。开船前别上来。“
张振勋顺着窄窄的木梯爬了下去。舱底比他想象的还要暗，只有几缕光从头顶的舱盖缝隙里漏下来，照见一张张灰黄的面孔。他侧着身子从人缝里挤过去，脚踩在别人的草席上、包裹上，一路说着“借过借过“。终于在最里面的角落里找到一块勉强能坐下的地方，他把包裹往屁股底下一塞，盘腿坐了下来。
旁边的人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划到下巴的长疤，把一只眼睛的眼皮都扯歪了。他看了张振勋一眼，操着闽南口音的官话说：“头一回？“
“头一回。“
“哪的人？“
“大埔。客家人。“
那汉子“哦“了一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从怀里摸出半块硬饼，掰了一小半递给张振勋：“拿着。路上还长着呢。“
张振勋接过饼，说了声谢。饼硬得像石头，咬了一口，硌得牙疼，但他还是慢慢地把它嚼碎了咽下去。那汉子的眼神让他想起码头上那些蹲在栅栏后面的人，一样的灰暗，一样的空洞，却又多了一丝什么 —— 一丝在这暗无天日的舱底里，依然没有完全熄灭的东西。
他后来知道，这汉子姓林，福建诏安人，家里遭了水灾，老婆孩子全没了，他自己签了契上了船。“反正也没什么好牵挂的了，他说这话的时候，那只歪了的眼睛望着舱顶的缝隙，“到了那边，挖矿也罢，割胶也罢，总比在家等死强。“
张振勋没接话。他只是把怀里的铜钱又摸出来攥了攥，铜钱的方孔边缘已经被他摩挲得光滑如镜。
船是在当天傍晚开拔的。
先是船身一阵剧烈的晃动，接着是缆绳被解开时“哗啦啦“的声响，再然后，桅杆上的帆布“嘭“地一声张开了，像一只巨大的翅膀拍了一下天空。舱底的人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望着头顶那片小小的、被舱盖框成方形的天空。天色正在暗下去，从灰蓝变成橘红，又变成深紫。
有人开始哭。是个半大的孩子，看着不过十三四岁，缩在母亲的怀里抽噎。那母亲一边拍着他的背，一边低声哼着不知名的调子，像哄婴儿入睡一样。哭声在舱底传开来，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又有人跟着抽鼻子，有人把脸埋进膝盖里。
张振勋没有哭。他只是把手伸进怀里，摸着那枚铜钱。回想着——父亲的眼神、母亲的话语、陈珏的微笑、弟妹的嬉闹，还有大埔的，车轮坪的花香。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船身开始有规律地摇晃起来，一下，一下，像一只巨大的摇篮。汕头埠的灯火渐渐远了，从舱盖的缝隙里望出去，最后一点岸上的光像一粒火星，在墨蓝色的天边闪了闪，然后彻底熄灭了。
四周只剩下一片无边的黑暗，和海水拍打船壳的“哗啦“声。
在船上的日子，张振勋很快就发现，自己签的是船工的契，不是“猪仔“的契。
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猪仔锁在舱底，船工可以上甲板。
第二天清晨，管事的把他叫了上去，扔给他一把拖把和一捆麻绳。“以后你负责洗甲板、收帆、帮厨。干好了，月底多给你加两毛。“
张振勋接住拖把，二话不说就干了起来。甲板上积了一夜的露水，踩上去滑溜溜的，他光着脚，一拖把一拖把地擦过去，从船头擦到船尾。海上的太阳升起来之后，甲板被晒得滚烫，脚底板踩上去像踩在烙铁上，他咬着牙继续干，一刻不停。
第三天，他见到了陈伯。
陈伯是船上的老水手，六十来岁，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皮肤被海风吹得像老树皮，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沟壑。他个子不高，但腰板挺得笔直，一双眼睛又亮又深，像两口枯井，里头沉着几十年的风浪。张振勋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在船尾教一个年轻水手打绳结。那些绳结花样繁多——平结、八字结、双套结、渔人结——陈伯的手指枯瘦却灵巧，绳子在他手里像活的一样，一缠一绕，一个结就打好了。
张振勋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忍不住走近了两步。陈伯抬眼扫了他一下，没说话，把手里打好结的绳子递给他：“试试。“
张振勋接过绳子，照着刚才看的样子，笨手笨脚地绕了几圈。绳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