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三圈，穿过去，拉紧。对，就是这样。“
那双手粗糙得像砂纸，力气却很大，捏着张振勋的手指头，像捏一只小鸡。可张振勋心里忽然生出一股说不出的热乎——从上船那天起，没人这样手把手地教过他什么。舅父给他的只有残羹剩饭，管事给他的只有吆喝，只有这个素不相识的老水手，肯握住他的手，告诉他绳结该怎么打。
从那以后，张振勋一有空就去找陈伯。陈伯的话不多，但你问他什么，他都会答。渐渐地，张振勋知道了陈伯的故事——他是潮州饶平人，二十岁就下了南洋，在马六甲、槟城、巴达维亚都待过，做过苦力、当过厨子、跑过船、开过小店。在南洋漂了四十多年，攒了点钱，回老家盖了间房子，可老婆死了，儿子也死了，他又回了船上。
“这海是我的家，“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坐在船尾的缆桩上，望着远处灰蓝色的海平线，“岸上的人，我都不认得了。海里头的鱼，我倒都认得。“
张振勋问他南洋是什么样的。陈伯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了一句让他记了一辈子的话：
“在洋人的地盘，要记住三件事——听得懂他们的话，看得懂他们的规矩，别丢了咱们的骨头。“
“什么叫''不丢骨头''？“张振勋问。
陈伯看了他一眼，那双枯井似的眼睛里忽然泛出一丝波澜：“就是不管他们多有钱、多有势，你见了他们，腰杆子不能弯。洋人也是人，两条胳膊两条腿，不比咱们多什么。你弯了腰，他就踩你；你直着腰，他反倒敬你三分。“
从那天起，陈伯开始教他话。先是马来话——“你好“是“Selat pagi“，“谢谢“是“Teri kasih“，“多少钱“是“Berapa“。陈伯说一遍，张振勋跟着念一遍，念错了就再来。船舱里的同乡们看着他叽里咕噜地练那些奇怪的音节，有人笑话他，他不在乎。他把那些词一个一个地记在脑子里，像小时候在晒谷场上写《千字文》一样。
然后是荷兰话。南洋很多地方是荷兰人的地盘，做买卖、通关节，不会几句荷兰话寸步难行。陈伯的荷兰话也不多，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十句，但足够用。“Goedergen“是早上好，“Dank u“是谢谢，“Hoeveel“是多少。张振勋把这些词用小炭条写在船板的反面，有空就拿出来念。船板被海水浸得潮乎乎的，字迹很快就洇花了，他就重新写，一遍又一遍。
陈伯看着他用炭条写字的样子，破天荒地笑了一下：“你这后生，有点意思。“
船行的第七天，舱底死了一个人。
是那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一直在咳嗽，从第三天开始就没停过，咳到最后，痰里带了血。那母亲抱着他，一整夜一整夜地不睡觉，用手掌贴着他的额头，嘴里不停地念着什么。可那孩子的脸还是一天比一天灰，眼睛一天比一天凹，到第七天天亮的时候，他不再咳嗽了。
那母亲在舱底发出一声长长的嚎叫，像母兽失去了幼崽。那声音穿透了甲板，传到了上面，正在洗甲板的张振勋手一抖，拖把掉在了地上。
船上管事的下来了。他看了看那个已经没了气息的孩子，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抬上去。“
两个水手把他抬上了甲板。那母亲跟在后面，死死拽着孩子的一只手，被拖了好几步，最后被人拉开了，瘫坐在舱口，哭得浑身发抖。
张振勋站在甲板上，看着那两个水手把孩子的尸体抬到船舷边。其中一个水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白布，盖住了孩子的脸。然后两人一抬一送，那小小的裹着白布的身体就落进了海里。
“扑通“一声。
声音不大，被海浪声盖去了大半。张振勋冲到船舷边往下看，只看见海水里泛起一小团白影，晃了晃，然后被船尾的浪花一卷，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那母亲在舱口哭，声音像刀子一样扎进每个人耳朵里。船上没有人说话。连平时最聒噪的管事的，都站在船头抽着烟，一句话也没说。
陈伯走到张振勋身边，站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
“习惯就好了，“他低声说，“海就是这么个东西。它不认人。“
张振勋站在船舷边上，看着那片吞噬了一个孩子的大海，看了很久。海面上风平浪静，阳光正好，波光粼粼的，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他攥紧了船舷的木栏杆，指节发白。
那天晚上，他躺在甲板上，望着满天星斗。南半球的星空跟他从小看的不一样——银河更亮，星星更密，一大片一大片地铺在天上，像谁把一袋碎银子全撒在了黑绒布上。他想起了大埔的星空，那些星星也是这么亮的，可隔着山间的雾气，总像隔着一层薄纱。这里的星星没有纱，它们就那么赤裸裸地挂在那里，冷得发蓝。
他摸出那枚铜钱，举到眼前，让星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