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老板说：“赵大勇的为人我了解，他是实在人。王建国和李秀莲这种人，人品有问题，不能合作。”
一夜之间，飞达物流的客户跑了一大半。
王建国和李秀莲急得团团转，打电话给客户解释，可客户根本不听。有人直接挂了电话，有人冷冷地说“我不想跟骗子做生意”，有人直接把他们的号码拉黑了。
王建国气得摔了手机，李秀莲坐在沙发上哭。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王建国红着眼睛，像一头困兽一样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他不是一直忍气吞声吗？他不是从来不敢反抗吗？怎么这次突然来这么一手？”
他不知道，苏砚辞不是不敢反抗，而是在等最好的时机。
等他们的恶行暴露得最彻底、证据收集得最完整、舆论发酵得最充分的时候，再一击致命。
真相大白后，省城运输行业协会对王建国和李秀莲做出了处罚决定——取消飞达物流的会员资格，并将其列入行业黑名单，所有会员单位不得与其合作。
这个处罚决定对飞达物流来说是致命的。
运输行业是一个高度依赖协作的行业——你接了一个单子，如果自己的车不够，需要找同行调车；你的车坏了，需要找同行帮忙拖车；你的货物到了目的地，需要找同行的仓库暂存。被行业协会列入黑名单，意味着所有这些协作都不存在了。你接了一个单子，如果自己的车不够，你找不到同行帮你调车；你的车坏了，你找不到同行帮你拖车；你的货物到了目的地，你找不到同行的仓库可以暂存。
飞达物流成了一座孤岛。
王建国和李秀莲的生意彻底崩盘了。客户没有了，同行不合作了，贷款要还了，车要养了，司机的工资要发了。他们欠了银行几十万，欠了供应商十几万，欠了司机好几个月的工资。
王建国去找以前认识的老板借钱，人家直接挂电话。他去找以前的客户谈合作，人家说“我们已经跟赵大勇合作了”。他去找银行申请延期还款，银行说“你的征信已经花了”。
李秀莲的父母从老家赶来，听说女儿女婿欠了一屁股债，气得差点背过气去。李秀莲的母亲指着她的鼻子骂：“你说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搞什么物流公司。现在好了，倾家荡产了！赵大勇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他？！”
李秀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月后，银行来收车了。那辆崭新的东风大货车，开了不到半年，就被银行拖走了。剩下的几辆车也被债主开走了。飞达物流的办公室被房东收回去了，门口贴着一张“旺铺转让”的纸条。
王建国和李秀莲租了一间地下室住着，整天不敢出门，怕被债主堵住。王建国瘦了二十多斤，头发白了一半。李秀莲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见人就躲。
他们还在想着怎么翻身，可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翻不了身了。
一个人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信用。失去了信用，就失去了在这个行业立足的根本。而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信用，还有做人的底线。
与此同时，苏砚辞的生意正在一天一天地恢复。
那些曾经被王建国和李秀莲挖走的客户，在知道真相后，大部分都回来了。他们有的是因为内疚——当初不该贪图便宜，背弃了合作三年的老伙伴；有的是因为信任——跟赵大勇合作了三年，从来没有出过问题，这种信任不是便宜二十个点就能替代的。
苏砚辞没有拒绝他们。他不是圣人，做不到“别人背叛了我我还要笑脸相迎”，但他也不是恶人，做不到“别人回来认错我还要把他们推出去”。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回来了就好，以后好好合作。”
客户们听了，心里更内疚了。有些老板当场就给苏砚辞道歉，说当初是自己不对，不该贪图小便宜。苏砚辞摆摆手，说“过去的事不提了”。
生意不仅恢复了，还比以前更好了。因为这场风波，让更多人知道了赵大勇这个名字，也知道了他的为人——一个被背叛了也不记仇、被诬陷了也不报复、本本分分做生意的实在人。很多以前没有合作过的客户，主动找上门来，要跟苏砚辞合作。
苏砚辞用半年时间，把公司规模扩大了一倍。车辆从六辆增加到十二辆，司机从六个增加到十五个，客户从十几个增加到三十多个。他还租了一个更大的仓库，装修了新的办公室，连招牌都换成了新的，上面写着“华丰物流——诚信为本，客户至上”。
刘铁柱依然是苏砚辞最好的客户，也是最好的朋友。每次见面，他都拍着苏砚辞的肩膀说：“大勇，我就说嘛，好人有好报。你看现在，公司比以前还大，生意比以前还好。”
苏砚辞笑了笑，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