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说完感谢的话，镜头转向黄妈妈，此时她的语气也变得无比坚定，那声音堪比播音腔般洪亮：

    “这里，我也要感谢政府，感谢党，感谢监狱辛勤工作的警官们。”

    风停了。

    黄妈妈捧着儿子的脸，用袖子擦去他的鼻涕和眼泪，

    “儿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不怕醒得晚，就怕醒不来。妈在家里把门锁修好了，等你回来。”

    台上，母子二人再次紧紧相拥。

    台下，元子方坐在黑暗里，指甲掐破了掌心。他看着那对母子，忽然觉得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块烧红的炭。

    搞半天，黄妈妈也是带着耳返上来的。这叫哪门子节目？

    操场上几千人，没有一点声音。

    元子方抬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重新做人？

    灯光骤然亮起，刺得元子方眯起了眼。操场上的啜泣声被一阵急促的音乐打断，那是某种激昂的进行曲。

    女警官再次走上台，脸上看不出悲喜，只有职业性的庄重：“刚才的节目非常感人，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宗旨。下面，请欣赏由四监区带来的传统武术表演——《中华魂》。”

    几个光膀子的壮汉吼叫着冲上台，棍棒相交，虎虎生风。元子方机械地看着，那些肌肉和汗水在他眼里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猴戏。拳头砸在肉上的闷响，让他觉得乏味至极。

    他的思绪却飘回了离自己当兵前还有半年多时间的那个雨天。

    别人的剧本里，是母亲含辛茹苦，儿子误入歧途。

    可到了他元子方这里，剧本却是颠倒的。

    他也想起了自己的妈妈。那个这辈子唯一让他爱的女人。她不是什么传统家庭妇女，没有那么坚强，也没有那么伟大。她只是个普通的、甚至有些愚蠢的女人。

    现实就是那么操蛋。那个所谓的“传统武术”——或者说那个操蛋的社会规则——是怎么对待他妈妈的？

    那时候，妈妈在棋牌室被人做局，一步步陷进去，最后欠下巨额赌债，被迫借了高利贷。谁来管过？法院只看白纸黑字的借条，警察只说这是民事纠纷。一个没权没势的单亲家庭，谈什么打官司？最后，他们家那套刚分的动迁房被强制执行拍卖。谁又管过他们母子明天睡在哪里？

    那一晚，雨下得很大。

    亲戚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他们，邻居们在背后指指点点，就连平时一起玩的同学也露出了鄙夷的神色。明明他们家才是受害者，可到了别人嘴里，全变成了“母亲嗜赌成性，把房子都输光了，活该！”。

    隔天下午，他坐在冰冷的小区花坛边，看着搬家公司把家里最后一件家具拖走。

    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彻底明白了。

    永远不要和别人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永远别和人说实话。

    他也曾想当个无忧无虑的好人。可现实是，谁能接受那种从有房户变成流浪者的落差？他不可能向这种操蛋的命运屈服。

    骗死人不偿命。

    就像当初给母亲做局的那帮杂碎一样。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课：既然别人能用谎言骗走他们的一切，自己又为什么不能用谎言去骗别人？

    那些挂在嘴上的狗屁道德，不过是给低能儿洗脑用的麻醉剂。重新做人？他冷笑一声，相信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心里都跟他一样清楚——进来了，只不过是学艺不精，是运气不好被逮住了而已。

    元子方心里暗暗发誓，在这里的每一天，他都要像海绵一样吸收所有的规则和漏洞。这辈子，他一定要活得比谁都潇洒。哪怕再进来，也是他没本事，活该！

    无聊的节目也同步进行着。拉二胡的，吹萨克斯的，弹吉他唱歌的，还真都像那么回事。毕竟这种露脸的活儿能挣积分——在这里，你会吹拉弹唱，就意味着比别人多了一张加快回家的通行证。

    只是台上有灯，台下没灯。

    元子方机械地跟着鼓了几下掌。风更凉了，他缩了缩脖子，后脊梁贴着碘钨灯烤出来的那层虚温，前面几千号人呼出的白气混在一起，像一片低矮的雾。

    折腾到九点出头，最后一个节目草草收尾。横幅被风掀得啪啪响。女警官重新走上台，没再抒情，而是立正，对着台下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声调喊：“全体起立——请白茅岭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讲话！”

    操场上千人像被牵了线的木偶，齐刷刷站起来。鞋底蹭煤渣的声响汇成一片闷闷的沙沙声。

    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男人从后台走出，藏青色警服笔挺，二级警监的星徽在碘钨灯下亮得冷硬。他走到话筒前，没拿稿子，双手交叠在身前，先扫了一圈——那目光像探照灯，慢的，稳的，从一排扫到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