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小心翼翼地倒出一点点在掌心，用手指捻了捻，干燥、均匀。
他不懂复杂的化学结构式，但他认得这个乙酰水杨酸，或者说，阿司匹林。
在西方，这是最寻常不过的解热镇痛药；但在被严密封锁的敌后根据地，在过去无数个因缺医少药而眼睁睁看着战士和群众因高烧、疼痛甚至感染引发的高热而备受折磨甚至牺牲的日夜，这东西，是堪比黄金的救命灵丹。
“日产……稳定了？”孙仪之的声音有些发干。
“稳定了！在目前焦化厂苯酚供应和本车间乙酰化工段产能匹配下，扣除设备维护和投料准备时间，日产原料药稳定在20公斤以上！如果焦化分馏段能进一步提高粗酚收率，还有提升空间。”汪主任语速很快，带着技术人员的笃定和自豪。
汪主任曾经在国府卫生署工作过，曾与中央西北防疫处处长、医学博士杨永年共同进行阿司匹林生产。
他对相关工艺流程非常熟悉，在41年投奔根据地后，就开始实验生产阿司匹林。
可是对于工业化生产，他却根本没有把握。
首先面对的就是设备问题。
可是根据地根本就没有让他太多为难，反而许多设备比国统区还要好。
还有非常详细的工艺文件。
工厂的建设到正式生产，也就只用了八个月。
他真的见识到了根据地的速度。
20公斤，20000克。
孙仪之在心里飞快地计算着。
一个重伤员或重症高烧患者，一个疗程大约需要10到20克。
这意味着，仅仅这一天的产量，理论上就能满足一千到两千个重症疗程的需求！一年，就是三十六万以上的重症疗程覆盖能力！
这个数字，让他拿着玻璃瓶的手都有些微微颤抖。
当然，他知道现实远比理论复杂。
根据地需要用药的人口以七千万计，这点产量对于整个局面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药品需要包装、储存、运输、分配，重伤员优先，然后是前线部队，再是地方医院和重点机关，最后才能惠及普通群众。
而且，这珍贵的粉末，还需要与淀粉混合，用那台由公义铁匠铺提供关键压片模具、由梁沟兵工厂组装的土法制片机，压制成片剂，再用根据地自产的玻璃瓶分装密封。
每一步，都在与匮乏和简陋的条件斗争。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从无到有，从实验室克级、公斤级的摸索，到如今日产量以十公斤计的稳定生产！
这背后，是数月来无数人殚精竭虑的成果。
根据地能走到这一步，太不容易了。
他想起了那复杂的工艺链条：焦化厂日夜不停，从焦炭中提取宝贵的煤焦油；煤焦油在精巧的分馏塔中，被小心地切割出富含苯酚的馏分。
粗苯酚经过碱洗、酸析、蒸馏，变得纯净。
与此同时，另一个车间里，从电石发生的乙炔，经过一系列催化、氧化，最终合成了关键的乙酰化试剂醋酐。
而来自氯碱工厂的漂白粉，则提供了将苯酚转化为水杨酸所必需的次氯酸根。
最后，在严格控制温度和酸度的反应釜中，水杨酸与醋酐相遇，在浓硫酸催化下，生成这洁白的粉末。
以三个工厂为基础，再经过不断精细生产，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与风险。
催化剂的制备、反应条件的控制、中间体的纯化地处理……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整批物料报废，甚至发生危险。
是那些投奔根据地的化学工程师、制药技工，和军工部派来的机械专家、从部队抽调的机灵战士一起，反复试验，土法上马，用搪瓷釜，用火炕和地坑控制温度，来保证质量。
军工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反应釜内衬、耐酸阀门、小型压滤机、蒸馏塔填料以及那台压力并不均匀但总算能用的“压片机”。
想想这其中的过程，孙仪之知道我们为什么一直难以将其批量化地生产制造出来。
设备是一方面，工艺更是难关中的难关。
“成本……核算过吗？”孙仪之将样品瓶递还，问了一个现实的问题。
汪主任脸上的兴奋稍微收敛，拿出一本粗糙的账本：“部长，按目前消耗的焦炭、电石、石灰、硫酸、人力等折算，每生产一公斤阿司匹林原料药，大约相当于……两百斤上等小米的价格。
这还没算设备折旧和研发投入。不过，如果我们能成功将煤焦油中其他馏分充分利用起来，成本可以大幅分摊下降。”
孙仪之点点头。
“这个成本不低，但并非不可接受，进一步扩大生产，成本还可以降低。
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封锁，让我们掌握了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