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目标是解决电台、电话、手电筒等最低限度的用电需求。
锌皮是最大瓶颈。
边区几乎没有锌矿，最初全靠回收旧电池、寻找废弃的锌制器皿，甚至尝试用镀锌铁皮替代，效果不佳。
后来，也是在贸易中，设法从国统区购入了一些锌锭，手工捶打成薄片。碳棒相对容易，用质地坚硬的枣木或杏木在土窑中密闭炭化制成。
氯化铵电解液，则通过收集人尿蒸馏提炼氨水，再与盐酸反应制得，过程复杂，产量很低。
在严州的一个简陋作坊里，工人们手工卷制锌筒，插入炭棒，注入用面粉糊化的氯化铵溶液，再用沥青、松香和蜂蜡的混合物密封顶部。
这种电池，容量小，寿命短，容易漏液，但毕竟能让矿石收音机发出声音，能让手电筒发出微弱的光。
每一节电池的诞生，都凝聚着难以想象的艰辛。
为了提高被服生产效率，边区机器厂在沈鸿主持下，开始试制简易脚踏式家用缝纫机。
核心目标是简化，绝大部分零件要用灰铸铁和普通钢材制造，尽量减少对特种钢材、精密轴承的依赖。
设计参考了胜家15型，但进行了大量简化。
取消了复杂的倒缝机构，简化了针距调节，用青铜轴套替代滚珠轴承，用简易板簧替代卷簧。
核心的旋梭机构，由技术最好的老师傅手工精心修配。
到1939年8月，已经组装出数台样机，虽然噪音大，布料稍厚就容易卡线，但已经能够基本可靠地缝合棉布。
这为日后边区被服厂生产效率的提升，提供了大量关键的设备。
延长油田的生产也因技术的输入而有了新气象。
公义铁匠铺设计的锅驼机被应用到油田的抽油和初步加工环节，这种结构相对简单、以煤炭或重油为燃料的蒸汽动力机械，显著提升了原油的开采效率和稳定性。
产出的原油经过土法分馏，不仅能得到供汽车、发电机使用的汽油、柴油，还能得到煤油、润滑油、石蜡等副产品。
煤油点亮了边区的夜晚，汽油驱动着宝贵的运输车辆，润滑油维护着日益增多的机器。
延长油田的产出，不仅保障了边区的部分能源需求，少量的汽油、煤油也通过秘密渠道向外输出，成为换取紧俏物资的硬通货。
通讯器材的生产也取得了进展。
在得到太行根据地提供的矿石检波器等关键无线电元件后，边区的通讯器材厂开始尝试批量组装矿石收音机。
工人们用木匣或纸筒做外壳，装上从太行山来的矿石检波器、自绕的线圈、自制的电容和简易耳机，一台台能够接收新华广播电台和外界新闻的矿石收音机就这样诞生了。
虽然音质嘈杂，需要不断调整矿石触针寻找最佳信号点，但它却是边区军民了解抗战形势、学习政策、丰富文化生活的重要窗口。
这些收音机不仅装备了部分机关、学校和部队，甚至还有少量通过贸易渠道流入国统区，成为宣传抗战、展示边区存在的一种特殊载体。
到1939年8月，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厂已从一年前的寥寥数个发展到超过30个，产业工人（含矿工）超过3000人。
产品目录上，除了粗糙但可用的枪支、弹药、手榴弹、地雷，还有土布、毛巾、袜子、皮革、纸张、火柴、肥皂、电池、收音机、煤油、蜡烛，甚至简单的玻璃器皿和陶瓷。
尽管大多数产品产量低、质量不稳定、成本高昂，但它们的意义在于存在本身。
它们宣告了边区在被严密封锁下，依然顽强地维持着社会运转和战争能力，并一点点地积蓄着未来反击的力量。
经济的改善是细微但坚实的，这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道路选择，提供了更好的样本。
食盐和土布、皮毛、药材、汽油、收音机的出口，换回了边区无法大量生产的棉花、五金、纸张、油墨、药品。
知识青年和爱国人士依然冲破重重阻碍来到严州，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热血和知识，还有对边区物资的消耗，但也带来了技术、文化和新的组织方式。
边区的财政依然极度困难，但“饿死、解散、自己动手”的三条路中，他们坚定而踏实地走在“自己动手”这条最艰难、也最有希望的路上。
来自太行山的工业星火，在陕北的黄土地上，以另一种形式燃烧起来。
它或许没有那么猛烈，没有那么集中，但它更广泛地渗透到了民用经济的毛细血管中，与大生产运动、合作社运动紧密结合，在更根本的层面上，试图筑牢这个“总后方”赖以生存的经济根基。
这是一场在黄土高原上进行的、静默而伟大的无中生有的创造。
炉火不仅在柳沟、在黄崖洞、在梁沟燃烧，也在严州的窑洞前、在定边的盐湖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