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成立了以富春为主任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边区的经济建设，明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
军工局进行了改组和加强，沈鸿、钱志道等专业人才被委以重任。
军事工业是重中之重。
位于安塞茶坊的边区机器厂是核心。
沈鸿将在太行山学到的经验与上海带来的技术结合，带领工人们以那十部“母机”为基础，开始大规模仿制和改良小型机床。
除了供应晋绥的同类手动设备，茶坊厂开始试制更大型、可由蒸汽机或水利驱动的“塔轮式皮带车床”、“简易牛头刨床”、“台钻”等，工厂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工人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快速培养。
在延安附近的紫坊沟，建立了手榴弹厂，完全采用太行山模式，用自产的生铁铸造弹壳，装填由自产硝酸铵混合锯末、硝化棉等制成的铵锑炸药，引信则借鉴了晋冀豫的改进设计，可靠性提高。
更关键的是化学工业的奠基。
钱志道在考察浆水厂后，在延安附近的纸坊沟，几乎从零开始，筹建边区的化学厂。
没有铂金，就用陶罐；没有大型设备，就用陶瓷缸、瓦罐拼接；没有稳定电源，就用炭火、柴火精心控制温度。
凭借惊人的毅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到1939年夏，纸坊沟化学厂已经能够小批量生产纯度尚可的硫酸、硝酸，并以此为原料，试制出了硝化棉、硝酸铵，甚至摸索出了小规模、极严格条件下制备雷汞的工艺。
虽然产量极低，过程充满危险，但意味着边区在火药、炸药最基本的原料供应上，开始摆脱完全依赖外购或缴获的窘境。
来自太行山的工艺，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顽强地存活、生长。
民用工业的发展同样迅猛，其核心目标是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衣、食、用、行。
重要的是纺织业成为了突破口。
边区号召“自己纺纱，自己织布”，大力推广“纺织合作社”模式。
由边区政府提供贷款或原料，组织农村妇女利用农闲时间，使用改良后的手摇纺车和脚踏织布机进行生产。
原有的难民纺织厂规模扩大，并引进了晋冀豫根据地改良的铁木织布机图纸，开始自行制造效率更高的织机。
到1939年8月，边区的公营纺织厂已有数家，各类纺织合作社如雨后春笋，土布产量虽然仍无法完全自给，但已能部分满足部队、机关的低水平需求，更重要的是，探索出了一条动员群众、发展手工业的成功道路。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和劳动竞赛的开展，群众的纺织热情被空前调动，土布产量持续攀升，不仅满足了边区内部的部分需求，更出现了可喜的富余。
陕甘宁边区自产棉花不足，而毗邻的关中地区因近代引进新棉种，植棉面积扩大，产量颇丰。
抗战以来，东南沿海棉纺厂多被日军控制，国统区的棉纺织业受到打击，原棉积压。
边区织布能力的提升，创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交换渠道。通过地下贸易和边区外围国民党驻军中的私下交易，关中地区的棉花被源源不断地输入边区，而边区生产的严州粗布则被输出到国统区。
这种以布易棉、再以棉纺布的循环，逐渐扩大，成为打破经济封锁的一条暗渠，不仅缓解了边区的棉花需求，也为边区换回了其他急需物资。
食盐是生命线，也是重要的财源。定边、盐池的盐湖是边区宝贵的资源。过去主要靠天然晒盐或土法煎熬，产量低、杂质多、味道苦。
借鉴了晋冀豫根据地关于化工提纯的思路，边区政府组织技术人员和盐工，试验改进采卤、晒盐工艺，并尝试简单的化学除杂，生产出颜色更白、口感更纯的“精盐”。
这不仅改善了边区军民的食用盐质量，多余的盐还可以通过民间商人，秘密运往国统区边缘，换取边区急需的棉花、药品、五金等物资，成为打破经济封锁的重要武器。
在晋冀豫提供思路及边区技术人员和工人们的共同努力下，几样关乎基本生活的工业品开始从无到有地生产出来。
火柴最大的难关是磷。最初试图从兽骨中土法提取，但效率低、危险、产量太小。
最终，通过地下贸易渠道，从国统区零星购入红磷和白磷，成为主要来源。
边区化学厂负责将白磷转化为相对安全的红磷。火柴头氧化剂使用自产的氯酸钾和火硝混合。
在严州附近的山沟里，建立了严格分区、安全规程极其苛刻的小型火柴厂。
工人们在通风的窑洞里，小心地配药、蘸头、涂磷、干燥。
第一批宝塔山牌安全火柴在1939年夏天试制成功，虽然产量小，每天仅数百盒，且易受潮，但其划燃的瞬间，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