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资流通、财政状况有更宏观的认识。

    陕甘宁边区最大的经济压力之一，就是布匹和棉花的极度匮乏。

    边区不产棉，所需棉花、布匹绝大部分依赖从国民党统治的关中地区输入，价格昂贵且常遭封锁刁难。

    难民纺织厂的产量，对于庞大的需求而言只是象征性的。

    如果太行这边，能在改良工具的基础上，形成一定规模的、效率更高的土法纺织生产能力，其意义非同小可。

    这不仅关乎部队的被服供应，更关乎根据地最基本的经济自主和民生保障。

    如果可行，陕甘宁边区也可以学习一下。

    “这个纺织合作社，规模有多大？效率提升到底有多少？”强李饶有兴致地问杨富云。

    “具体我不太清楚，听文书记提过，”杨富云回忆道，“好像第一批集中了二三十户的纺车织机，在禅房村找了旧祠堂和几间大房子当工场。

    用的就是改良的那种机器。据说，一个熟练女工用新纺车，一天纺的线能顶过去三四天；新织机更快，还能织更宽的布。他们最近还在试验一种叫‘卧式多锭纺纱架’的东西，说是能一个人照看十几个锭子，不过那个更复杂，还在调试。布匹除了交公粮，多出来的可以自己留着或者由合作社统一拿去换别的东西。”

    一个人顶三四个？还能织宽布？强李的心猛地一跳。

    如果这是真的，并且可以稳定生产，那意味着在同等的人力、原料投入下，布匹产出可以增加数倍！

    这对于被布匹短缺深深困扰的陕甘宁边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

    他甚至瞬间联想得更远：关中地区产棉，但日军占领了沿海和华北主要纺织基地，而上海、青岛、天津、石门等地原本聚集了全国绝大部分纱锭和织机。

    国统区后方的纺织能力严重不足，导致棉花价格相对较低，而布匹价格飞涨。

    如果陕甘宁边区能掌握高效的纺织技术，就可以用相对低廉的价格购入关中棉花，加工成布匹，不仅满足自用，甚至有可能将一部分布匹销往更缺布的国统区，换取边区急需的药品、五金、甚至特种钢材等物资！

    这是一条潜在的、重要的经济流通渠道，能极大地改善边区的财政和物资状况！

    这个想法让强李有些激动。

    他此行原本的核心目标是军工技术，但现在，这个偶然看到的纺织机零件，却像在他脑海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民生与经济，同样是支撑持久抗战的基石。

    太行的同志们，不仅在枪炮弹药上闯出了路子，在解决穿衣这个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上，似乎也找到了切实可行的突破口。

    “杨部长，从这里到禅房村，大概需要多久？”强李问道，心中已有了决定。

    “不远，就在第三区范围内，从这边过去，走得快半天多就能到。文书记经常在那边。”杨富云回答，随即明白了强李的意图，“李局长想去看看？”

    “对，一定要去看看！”强李斩钉截铁地说，他转向考察组的成员们。

    “同志们，我们这次来，主要任务是学习军工技术。但根据地的建设是全面的，解决军需民用的任何有效办法，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这个纺织合作社，很可能代表着一种在落后农村条件下，高效发展手工业、解决穿衣问题的新模式。

    这对我们陕甘宁，意义可能不亚于多学一项军工技术！”

    沈鸿和钱志道等人也纷纷点头。

    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军工固然是“矛”与“盾”，但吃饭穿衣是“本”。

    本固才能邦宁。

    接下来的时间，考察组继续在梁沟修械所深入参观。

    他们看了自制简易工具的过程，看了用土法进行刀具热处理和零件表面渗碳的尝试，看了用“积木式”方法组合旧零件拼装专用机床的巧思，也看了工人们如何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着高精度的加工。

    每一处，都让这些来自延安的专家们既感到震撼，又深受启发。

    他们看到了技术上的差距，但更看到了太行军民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无穷智慧和艰苦奋斗精神。

    当然，那个始终萦绕在心头的神秘名字“公义铁匠铺”，再次被提起。沈鸿等人，特别是对机械制造痴迷的沈鸿，极其渴望能亲眼去看看，那些高精度的主轴、齿轮、特殊钢材、精密量具，究竟是如何在那个听起来像个乡村作坊的地方生产出来的。

    但杨富云再次给予了礼貌而坚决的拒绝，理由依旧是最高级别的保密纪律。

    他甚至委婉地暗示，有些技术来源和物资渠道，属于绝密中的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就连他也所知有限。